2007年4月23日星期一

我们现在怎样做教师——数字化时代教师角色刍议

孙永超

选了这样一个标题,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鲁迅先生写于1919年的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谓振聋发聩。本人之《我们现在怎样做教师》,虽不敢有太多奢求,但于自己,也还是可以籍此澄清一下对于所从事之职业的纷乱的思绪。

一 "师"之惑

何以为师,以何为师?古训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被为师者尊崇了上千年。传统的教师形象乃"道"之承载者、释疑者。教师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知识"的"定义者"、"占有者"与"解说者"。教师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对"信息"之升级为"知识",成为可传之"道"的甄别权与解释权。这是一种由"教"与"学"、"传"与"受"所构成的职能清晰的定位,在由此构成的传播关系中,"师"是尊严的、霸权的、无可置疑乃至神圣的,民谚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即是对此的通俗化的解读。而"生"则是被动的、谦卑的、对"师"所传之"道"的复制程度是评定其优劣的重要标准。此种传播构成典型的主从型传播关系。

传统之"师",其角色定位,与舒缓、安闲的农耕社会倒也是相称的。传统中国以尧舜之世为后世所宗之典范,其要义在于"师古",与今日社会之"创新"导向截然相反。"师古"规则,讲究的是传承上的"纯"、"正",讲求的是"道统"的恒久。近代社会,所"师"之"古"虽不复归于"圣人之言"一统,但师承的脉络,依旧是清晰可辨的。我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之时,一些大师级的人物还健在,那时,学生中时尚的话题之一,就是勾勒教师们的谱系。譬如,当时健在的蒋天枢先生是王国维的弟子,而蒋先生之徒子、徒孙们在系中也算是人丁兴旺,于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就成了复旦中文系的一位师祖。

离开复旦十余年后,忆起当年已经难得一见的大师们,敬畏之情仍然油然而生。对于我们这些后人,他们俨然就是人格化的知识。但对于直接面对我等授业的大师们的弟子,则难免有所非议。某位教授被举报,上课照本宣科,后经教务处查实,教授所宣科的那个章节是教授自己撰写的,不算事故。另一位教授上课,倒是没有读讲稿的痕迹,不过,据师姐、师兄们传授经验,这门课他已经讲过几十轮了,讲稿已经烂熟于心,讲课的内容很少改变。好事者将师兄、师姐们的笔记加以对比,果真极其近似。

照本宣科的教授、几十年不改教案的教授,依照传统的"师"的标准,只要其内容合于"道统"的要求,似乎也不为过。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已经洞开,中国的变化已经开始,当时的读书人已经不满足于古老的陈陈相因,在我们上几代、甚至上几届大学生看来司空见惯之事,在我们看来,已经有些不能忍受了。

如果说我们当年的不满,主要还出于对教学内容十数年一以贯之的厌弃,那么,IT技术的普及所已引发的数字化革命,则从本质上对传统的师生关系、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出了质疑。数字化教皇尼葛洛庞帝以非常激烈的语言抨击东方式的教育"这些国家不断在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各种知识,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当这些年轻人升入大学之时,他们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

我们处在英特尔前总裁格罗夫所谓的"十倍速"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以月为单位进行着迅猛的变化、奔腾不止,对于最容易受到数字化影响的知识传输领域,数字化所带来的冲击可能更是空前的。去年,有消息说,通过GOOGLE EARTH,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自家的屋顶。不久前,在更新了的GOOGLE EARTH上,我真得清晰地找到了自家的楼顶。如果说找到自家的楼顶之类还仅仅是一种乐趣,而从GOOGLE EARTH 上可以找到我国的军事基地,甚至能够清晰分辨出基地上飞机的型号乃至军事区域的标语口号,则几乎是令人瞠目了。有文章惊呼,GOOGLE earth 有泄密嫌疑,然而,当所谓的秘密已为天下知晓时,当我们的所谓机密几乎赤裸之时,所谓的机密又从何说起?

二 "师"之弊

数字化生存令人兴奋,也令人恐慌。曾几何时,我们的很多所谓的专家,紧紧依靠对资料的独家垄断,就可以让同行侧目。而今,我们轻敲鼠标,就可以让我们的论点变得充实。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对相关知识的垄断,赢得权威与尊重,那么,我们"何以为师"?

数字化时代,知识的平民化成为非常重要的特征。曾几何时,对于资讯的掌控权利是与现实中的权力相关联的。权利越大,其获取资讯所受到的制约就越小。而今日,只要我们想了解,可以说就很少有我们难以接触到的资讯。一定程度上,由于时间上的宽裕,平民所掌控的资讯,甚至比权贵们还要丰富。事实上,数字化对教师所教授领域的权力关系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对于很多领域,很可能我们的学生要比教师还要专业。数字化生存,把"师不如弟子","弟子强于师"的窘境充分放大。

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并对整个的社会构造进行着巨大的冲击与重组,尼葛洛庞帝甚至声称,"没有比特,就没有前途"。然而,反观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似乎在应对的策略上,还存在着颇多耐人寻味之处。或者,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说法,我们还存留有太多的原子时代的思维惯性,而缺乏对于比特时代的有效的因应手段。

1、原子时代下的校园

近年中国大学的建设力度在加大,只是重点大多放在了大楼的建设,也即是尼葛洛庞帝所谓的原子世界的建设上。

中国的大学,外表看起来越来越像大学了。一个城市里,最气派、最阔绰的建筑,可能要属大学了。你圈地百亩,我圈地千亩;你投资十亿,我投资百亿。大家较着劲地向教育圈里砸钱,唯恐投少了,自己城里的大学,够不了"标志性"一类的定位。

然而,中国的大学老师,却似乎越来越不像大学老师了。从前,以鲁迅之尊,尚只能在北大当当讲师而已。而今,连厨房的头头(堂皇些的说法叫后勤负责人)都可能有着教授的称谓。只是,堂皇的称谓未必酿造的出堂皇的智慧。中国的大学,早已难觅大师的踪影。偶尔从海外高薪请回的据说是学有所成的大家,随后就可能会被爆料:文章是被人的,成果是掺水的,资历是假冒的……在我们的校园破落的时候,我们还有从前的大师们维持着夕阳西下的余晖。而当我们的大楼高耸挺立之时,因着大师们的逐渐凋零,那遮羞的一抹斜阳也难再寻觅。报载,香港大学大举进入内地招生,北大、清华可能被扫为二流。问题在哪里?大楼是新盖的,虽然也可能是豆腐渣,至少外表看起来也还能气派若干年。要害的如果不是"楼",那么,就极可能是"师"了。

2、原子时代下的教师心态

如果说由大楼所构成校园原子世界,至少还可以让学子们的心境开朗,那么,教师们从业的"原子状态"则可能从根本上使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处于失衡的状态。

相当时间内,教师(包括大学教师)这一职业,不再光耀,甚而有些许暗淡,从事这一职业,不再需要特定的素质、特定的教养、特定的心理,只要有照本宣科的能力,就足可以成为教师了。据说,在好些地方,一流的人才选择的多是商界、政界,只有三流、末流、不入流的人物才在学校里混。近些年,教育界讲究学历,大学里更是把对学历的崇拜推向了极致,如果没有个硕士、博士文凭,那是别想在大学里有容身之所的。然而,一流的学历,并不就代表一流的水准,也并不必然就成为一流的教师。若干年以来,中国高校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攻读硕士的人群中相当比例的是三流高校的二流本科生,攻读博士的,相当比例则是二流高校的三流硕士生。可以笼统地讲,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教育界,汇集了相当比例的失意人群。有关当局对教师学历的重视,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群体整体心理上的灰色基调,教师整体心理结构上的失衡,对中国教育的危害程度甚至比知识结构的欠缺还要大。

自闭症 大学里把读硕士称为是二次革命,顺理成章的,读博士就是三次革命了。革命的起因,总归是缘于对现状的不满足,要寻找一个新出路。外地学生要进入都市而不可得,就去读都市高校的硕士,今天不可能的事,也许将来就是可能的。如果将来也还是不可能,那就指望着将来的将来,盼望着在博士毕业时,会有条金灿灿的路。目前的情况,博士毕业,最有可能的就是成为大学教师,选择的余地并不大,而且,这条路似乎也不怎么金灿灿。中国的高校青年教师,不少是处于一种无奈,原本是出于逃避、出于再选择,谁料,最终是无可选择,也便成了教师。寒窗苦读数十载,到头来落得个清清冷冷,寂寞独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多教师的工资处于中下水准,很多时候,不用说养家,自个要活得体面些也难,这人生,按世俗的说法,其实是失败了的。说来,高校教师之由本科而硕士而博士,当初也是依着世俗的约定,要混个人样出来给别人看。只是,到头来,忍看朋辈成新贵,而自己还是伶仃洋里孤零零,奈何?然而,没有谁是愿意承认失败的。世俗的标准不认可,那就索性与它隔绝算了。闭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听听过了时音乐,读读过了时的书,讲讲过了时的话,完完全全一个过了时的人。可真真是苦了众多的学子们,他们可是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中的。

自卑症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传道授业,守护着千年的知识圣殿,所谓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崇高得不得了,那是需要学子们去仰视的,程门立雪的佳话,就是极好的佐证。而今,仙风道骨的名士自是不必去说了,磊磊落落,坦坦荡荡,也已成了青年教师中一种难得的品质,或许是缘于物质上的匮乏,不少青年教师,外表就是一副落沓形象,而精神也是十足的萎靡,站在讲台上,先自矮了三分,如何让学子们重视得起他所传授的所谓知识。形象上的猥琐,也还是形式上的,要害的是,有些人,心理上本来就是怯怯的。根基的不足,单纯靠时间也是难以弥补的。更何况,快速的知识更新频度,本身又在提高着对教师的要求。可怜的是,物质上的窘迫,导致太多的青年教师与知识的更新速度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就对信息掌握的快速、全面而言,很多教师是远逊于他们的学生的,如何叫他们鼓得足底气?于是,这种自卑,不仅体现在形象上,也积淀在其心理深处。

困惑症 教师是一种依靠心灵的职业。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教育、对学生的挚爱,恐怕是难以成为好教师的。然而,很多老师的的确确是生活在别处,他们的心灵迷失在喧嚣的红尘中,一时难以复位。这可能是一种选择的困惑。很多青年教师一方面对教师职业割舍不掉一份本能的依恋,一方面又难以拒绝外界物质的强刺激,处在一种两难的选择之中。有戏言形容这类教师:穷而后工——穷了以后去打工;一不做,二不休——教学少做,打工不休。鱼和熊掌,其取舍难矣。也可能是定位上的困惑。中国传统上对教师的角色要求就是以知识的承传为核心,然而,这一定位,其根基是一个社会发展处在静止态势的农业社会。处在知识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教师带给学生的显然不应该仅仅是静止的知识。但让教师的知识的结构与相关领域保持同步也不是易事。对于实用性知识,如果教师不亲自操作,就很难有切实的感受,然而,亲自操作本身,又有可能与教师的职业有所冲突。有些问题的确是问题,但却不是教师自身的问题。

自大狂 自卑与自大,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晚明的中国出了一批清谈而误国的名士,今日的高校存在一批空谈而误教育的腐儒。中国学界向来讲究的是厚积薄发,没有对问题的真知灼见,就少发些议论。然而,当今学界,要么是一言不发(根本就没有学术文章发表),要么就是一泻千里(写起学术著作来,比起写畅销小说还速度快)。很多所谓的专家,可以跨领域发表宏论,恣肆纵横,感觉好得很。见过一些所谓的专家,没有他不敢接手的研究课题,从家庭琐事到经国大事,他都要发表见解,而且,还裹挟着一大堆颇时髦的概念,让人云里雾里,难辨东西。没有能力与机会介入实际的社会经济运作,就在纸上卷起风云,权当过瘾。困惑的,自大的,自闭的,自卑的……种种心理症结,都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所应摈弃的。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不仅应该是知识结构上的高层次,而且应该是心理建构上的高层次,并以他们健全的人生,指导学生去构建自己的健全人生。

三 "师"之道

实际上,本文的题目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化:数字化时代,我们怎样做教师?进入到这样一种全新的职业环境中,我们面对着太多的问题,也许,在一个"十倍速"变化的时代,变化才是这一时代的常态,任何希望制定规则的企图,最终都会被证明是徒劳,就自己而言,其实更多的也还是困惑。

1、知识DJ

信息时代需要的高效、良好的搜索引擎,数字化时代的教师就应该是信息的导航者。如同广播中的DJ,他应该拥有厚实的知识底蕴、良好的心理素质,激情的语言表述,培养起学子们的知识品位,建立起学子们主动搜寻知识的习惯。一个好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我相信,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一流的主持。真正的教师需要有调动、协调全局的能力,他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充分调动起潜能,充分融入他的教学之中(如同主持人调动起嘉宾的参与热情)。

在授课中,我曾尝试在教师的角色中,加入DJ的成分。2006年夏季学期的《电视广告》考试,我要求各组对自己的广告作品现场陈述,我对各组的表现进行即时性的点评,同时也调动其他同学发表意见。整个的考试,犹如一次广告大赛,我是主持,也是评委。考试结束,有学生称,很喜欢这样的考试。

这一考试方式,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可能有些另类,譬如,我将学生现场陈述的表现作为评定成绩的依据之一。这显然有相当的主观成分,而且,难以量化。但我以为,对于训练学生的应对能力,这一方式又是很有效果的。另一方面,由于考试采取的是类似竞赛式的方式,教师可能会插入一些插科打诨的言语调节气氛,这也与考场通常对秩序的重视形成反差。不过,就这一考试的效果而言,我以为还是良好的。

2、信息掌门人

"大学应该是自由精神的堡垒,教师则是这堡垒的掌门人。教师即导师,在相当程度上,他应该是先知先觉的。教师应该是社会的精英,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敏捷的判断力,知人所未知,言人所未言,能够开启民智,引导潮流,把握方向。他应该拥有一颗热烈的、开放的心灵,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始终与生活同步、与社会潮流同步"。这段文字是我若干年前对教师职业的描述。现在看来,有些太过理想化,对于数字化时代的教师而言,难度太大。但保障对所教授学科讯息的尽可能充分的把握与及时更新,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职责。

如何保障所教授学科及时的讯息更新?我以为当务之急就是实施以课件体现出来的教学内容的数字化。数年前,我开始尝试对所授课程进行数字化处理。3年前制作的《电视广告》课件今年通过了上海大学教务处的审查。就《电视广告》的技术层面而言,可以说非常原始,我动用的就是微软办公软件常用的PPT,但就效果而言,我以为还是值得探究的,归纳起来体现为:

动态性 《电视广告》我已开过十数轮,但基本上,每一轮我都会对内容进行一些更新,譬如及时补充一些热点的、效果更好的广告案例。我对所搜集的电视广告素材进行切割处理,进行归类,所搜集的广告素材上千则,近100G(要刻录成20余张DVD光盘)。这一工作,如果放在一年完成,会显得繁重,但日积月累,就显得轻松且有趣。

交互性 交互性保障的是理论模式与视频素材的有机结合。凭借长期积累所建立的庞大的电视广告素材库,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对于理论模式的形象化读解,并强化了授课的生动性。就我的操作经验,利用PPT一类通用软件,达成课件的交互性,不仅操作简便,而且运行的兼容性更强。

开放性 数字化时代的话语权,未必一定完全为教师所掌控。有些时候,学生们可能会对某一问题特别有想法。如果能够将学生们的想法,结合进数字化讲义中,教师、学生互动,可能会使课程的效果更好些。

实战性 在课件中,我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实战案例。如关于鄂尔多斯羊绒集团,这一品牌被"国际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第一服装品牌,每年的销售额均在30亿以上,算得上是运作相当成功的中国民族企业。但据我所知,该品牌实际上还是存有相当问题的。如品牌形象及产品销售的季节化限制等。我将对案例的剖析作为讲授的重要内容,并围绕案例,提出一系列问题。学生们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在考试时提交,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依据之一。

3、挚友

教师的尊严不是建立在道貌岸然上,而应该建之于其渊博的学识与坦荡的人格。他既是学生们可尊敬的老师,也是他们可信赖的朋友。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心灵上的默契,这种默契的基础就是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充分尊重。教师应该更多地让自己处在学生的角度想些问题,这样既可以多感受学生们年轻的激情,也可以使自己摆脱俗见的囿限。最可怖的就是让自己处在与学生敌对的状态,自以为是,自说自话,只能导向教育的失败。

我理想中师生关系是格塞雷所谓的传播中的"伙伴关系",教师与学生围绕所探讨的问题,进行平等的交流。这是一种问题解决型的关系,"师"与"生"的界限未必十分明晰,甚至可能在某一刻转换。当然,教师对于所探讨问题的全面了解是基础与前提。教师可以指出学生的不足,也可以接受学生的意见。教学的关键放在对问题探讨的过程上,而不仅仅是记忆若干结论。然而,实际操作中,真正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是难上加难。首先是教学环境的限制。大学扩招以来,大班化成为最常见的教学形式。一个近百人的班级,不用说将学生当成可资沟通、对话的伙伴,即便是叫全学生的名字,已经颇有难度。教授这种类型的班级,常常让人心生乏力之感。我也曾尝试接近学生,不过如果人数太过庞大,我的目光所及也只能是前排的少数学生,对于多数学生而言,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师难免要处于"熟悉的陌生人"之尴尬境地。另一方面,长期的教师与学生相互对立的模式,也使得少数学生的心态被扭曲。教师之平等相待,会被少数人视为懦弱可欺,从而使出勤及课堂秩序受到影响。

数字化时代,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若干的变化。但作为大学教师,有些元素却应该是恒定的:这一群体应该是社会英华的聚集体,他们睿智、激情、友善、敏锐、自信,他们受人尊重,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脊梁,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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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简介

孙永超,广电、广告策划人。复旦大学面壁8年,而后涉足广告及广电策划等领域,从事策划时间长达十余年,策划过的品牌数以十计,兼任上海电台主持达四年之久。并曾在复旦金仕达、上海因特耐、中国汽车电子商务网等企业担任要职。出版过《三毛传》(与陆士清、杨幼立合著)、《最后驿站》等畅销书,其中《三毛传》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并成为台湾高级中学跨校网路读书会的推荐书目。曾发表过电视市场策划研究、台港文化研究等领域研究论文多篇。现任职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