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孙永超
概要：中国是经济大国，但却是传媒小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贫弱，对我国国家竞争力，特别是软实力的塑造危害甚巨。本文试图从机制、理念及市场等层面对中国电视生态的种种弊端加以梳理。
关键词：电视 软实力 主持人 营销
"弱智的中国电视"是１９９８年５月份的《新周刊》对中国电视的评语，这一评语似乎还很能引起共鸣，一时间，"弱智"也就成了中国电视的通用称谓了。"弱智"与否，其实是道德问题，从电视的传播属性而言，作为一种最为典型的浅涉媒体，其面对的典型收视群体被称作"沙发土豆"，而其典型的收视情形就是将日益发福，犹如土豆的身躯陷入沙发中，接受着电视机感性十足的电子按摩。电视太严谨、太博学，倒反而让太多的受众感到不适。
当我们将电视视作为利益所驱动的产业，当我们将电视节目置于营销的视角，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中国电视的营销力是否足够强大，其产品力是否得以充分释放，其品牌力是否具有足够的支持力度。当我们惊诧于美国以视听为代表的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盈利能力，当我们汗颜于世界最悠久的文化、最庞大的种族，其文化输出所处的的严重赤字状态，我们更应该检讨的是可能还是我们的电视产品在营销的构造上是否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容忍中国电视的"弱智"，但不能忍受中国电视的"弱势"。
一 畸形的机构
国务院新闻办原负责人赵启正不久前谈到我国严重的文化赤字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及播放的内容,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中国电视传媒的贫弱，首先就要归结于电视传输机构的畸形。
广州的新锐周刊《新周刊》将大陆的电视播出机构比作"一个西瓜，两个苹果，遍地芝麻"。一个西瓜是央视，湖南卫视、凤凰卫视是那两只苹果，其他的电视台就是这一地芝麻了。凤凰卫视地处香港，虽在广东全省落地，但相对中国广阔的疆域而言毕竟还有限，这只苹果虽然主要靠着大陆广告的滋养，但呼吸的却是香港的空气，放在大陆的电视系统中来考评不算太合适。至于湖南卫视，影响力固然是强的，收视率固然是高的，不过这只苹果的创利能力，其实还是比不上江南的一些芝麻的，比如上海电视机构，２００５年的广告营业额是31.16亿元人民币，除了央视，其他区域的电视机构是难以企及的。不过，说到影响力，虽然说上海电视是芝麻有些委屈，怎么说也该算是颗大枣吧，但的确是有限。
中国电视的结构失衡是不争的实施。央视"一家独大"，而且还要更加庞大，２００５年又接纳了广电总局赏赐的中国有线网，并且雄心勃勃要收编地方电视播出机构。央视自己也承认，他们在资源上的优势，在世界电视领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政策强大力量的护佑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总收入也不过是８０多亿元人民币，仅及美国CNN电视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而后者既没有如中国广电总局一样机构的保驾护航，更受到CBS、ABC、NBC等强势传媒对于市场的瓜分以及阻止寡头垄断的《联邦电信法》的诸多限制，譬如，全国覆盖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五。５０００年的文化积淀，电视优质资源的全国性垄断，中国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打造出足够多的具强势传播力与产品力的电视产品。如果说对于美国的１０倍文化逆差还可以以英语的全球霸权作幌子，那么，我们近邻韩国电视对于我国的冲击，以及依托我国对于韩剧的大量引入而形成的上亿美元的出口额，却实在值得央视及其主管部门的反思。
在我国，央视的角色不仅仅是一家电视播出机构，更是最能影响中国软国力的中国电视产品的垄断性生产机构。仅仅作为企业的电视播出机构，营运的成败更大程度上还是内部的事情，而央视垄断了中国电视产品的生产，却没能产生并传播出足够多的与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对应的电视产品，那么，所涉及就不仅仅是一家电视、或者一个部门的利益，它所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影响的是一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当这一运营机制出现严重问题的时侯，我们不能不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产生质疑。
首先，中央电视台之所谓"中央"，仅仅是品牌名称呢？还是其在中国电视领域的身份？就央视的行事风格而言，似乎是后者，倘是如此，这就是一家没有品牌名称的电视台。就中央电视台海外的呼号而言，应该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么，中国该是其名号，中央是其位置，如同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等地对百货、纺织、电子等企业的命名，可以行到十几甚至一百多，如此说来，这家名号为中国的电视台占了"中央"的位置，其他的电视机构也就应该将"地方"二字嵌入其全称中，也才能确保这一行业命名的统一、协调，譬如，风光的湖南卫视应该称作是湖南地方电视台才能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称谓相协调。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国内习用的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说法，如此说来，这家中国最大的电视机构，其实常常是处在无称谓的状态的。
我国称作中国的企业有很多，譬如后来分拆了的中国电信，但敢称中央的，可能就属广电了，一个是中央电台，一个是中央电视台。广播领域之中央电台，早已无足轻重，唯独这个中央电视台还是霸道十足。究其实，很有些"名不正"，虽然说是"伪"中央未必恰当，但在传媒的产业属性被日益正式的今天，当其他传媒领域，比如报刊、出版、广告已经充分市场化，电视领域似乎也没有道理抱着一个"中央"的称号不放，何况，他们对于"地方"的无数芝麻电视台，并没有领导权，更不存在归属关系。
垄断桎梏经济，滋生暴利，产生腐败，这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电信领域，原本也是受到垢责极多的行业，但引入了联通、铁通等基本对等的竞争企业，并将原中国电信分拆之后，这一领域活力四射，给百姓带来的实惠更是有目共睹。论及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通信产业不亚于广电产业。而且，在中国，上海、湖南、广东等区域广电产业原本就具备相当竞争实力，只要机制许可，这些地区的电视机构完全具备与央视抗衡的可能性。广电总局以及央视可以为央视的一台独大寻找出太多的理由，就如同当年的信息产业部对中国电信垄断的辩解一样，相当程度上，不过是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为部门利益张目，而其代价却使对于行业发展的损伤乃至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危害。报载，监察部对央视春节晚会广告收入的流向进行审查，将央视的收益与国家广电总局脱钩，实在是明智之举。
为着铸造强大的中华软国力，为着中国电视产业的活力，改变央视一台独大的格局，改变各种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对财富的垄断性攫取，已经是刻不容缓。就可能的情形而言，其一是将央视分拆，将其部分频道资源与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电视资源整合，在中国打造出３－５家具相当实力、彼此竞争的、全国性的电视集团。其二，即使保持央视的现有格局，也应该取消对经济发达区域电视发展的限制，促使其形成具备与央视全国性抗衡的资质与实力。
中国电视仅靠央视一只"西"瓜，绝对难以成势。 只有"南"瓜、"北"瓜、"东"瓜，与"西"瓜，瓜瓜鲜亮之时，才是中华强势电视文化真正扬威天下之日。
二 错位的角色
电视节目的价值实现是通过传者（电视机构）、传播标的（节目）、受众三者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传播系统得以体现的。从营销学的视角剖析电视节目的价值实现，受众应该是整个传播活动的目的所在、也是传播活动的起点。或者说，电视节目的传播活动，应该是围绕着对于受众需求的满足进行的。我国的电视机构习惯于充当教化的角色，受众长期以来被当成教育的对象。"我播你听"、"我说你听"是电视机构习惯的套路，在信息饥渴、信息霸权的年代，这一策略很有效。长期以来，主管机构放大的是电视传播的宣传功能，将电视视作最强大的宣传机器，以教育公众、影响公众，打击敌人为核心目的。这样一种传者霸权的、不对称的、单向度的传播，在冷战时期有其存在的和理性，今日朝鲜的传播背景下，这一套路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冷战思维下讯息传播的合理性与效力仰仗于以下状况：１、国家整体利益受到威胁，个人的讯息选择权需让位于国家利益；２、国家通过对于资讯的强力控制，掌控敌我双方资讯战的主导权；３、清除传播中的噪声，以强化资讯的攻击力。换而言之，冷战模式下的资讯传输就是对于资讯的戒严，而电视机构则是国家战争机器的重要构件。然而，在市场化、国际化、一体化的今天，当中国早已成为WTO的成员，并成为国际经济贸易中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电视传播的背景早已巨变，其传输目的也早已迥异。从效力上讲，目前的传播环境根本上是开放的，互联网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对于电视的强控制只能强化互联网的吸引力。从目标上讲，后冷战时期，国家的较量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角逐，而是通过经济实力所体现出的硬国力与通过文化所体现出的软国力的较量，电视传输正是塑造软国力的最重要的环节。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放弃冷战思维后，释放出的惊人的能量举世瞩目，而目前，是传播界抛弃冷战思维，让文化充分释放能量的时候了。
受众与传者的经典关系包括主从、师生、沟通、伙伴、买卖、涉入六种关系。所谓的主从关系是指传播者以完全独断的方式传播，不需顾及受众的心理，也不对受众作出任何让步。受众如同仆人，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而师生关系则是传者将刻有自身深深烙印的讯息，以灌输的方式，传达给受众，"我说你听"，受众需充分接受并准确复述，才能被传者掌控的评价体系所认可。这两种传播关系是冷战思维下主导性的传播关系，也是我国电视机构习惯了的传播关系，其痕迹还深深地烙刻在我国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类节目中。我国的新闻类节目主播，甚至包括记者，最常见的银屏形像就是板着脸、皱着眉，写满了严肃、庄重，外加语调的深沉，让人心情沉重，宛如时光倒置，又回到了肃杀的十年文革。这种风格，以央视《新闻联播》最具代表性，其他电视机构的主打新闻节目也基本上是类似的风格。虽然，被《新闻联播》影响下的中年人，习惯成自然，也还适应这一风格。但在宽松的传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对这种节目风格早已忍无可忍。网络上砸向《新闻联播》的馒头要比砸向《无极》的馒头多上太多。近年央视《新闻联播》一类的节目流失了太多的年轻观众，甚至央视的总体收视群都在极速老化，４５岁以上的收视人群达到５４％。《人民日报》对于普通公众影响力、乃至全国性影响力的丧失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联播》一类的节目步《人民日报》的后尘，也未必就不会发生。
１９９３年央视《东方时空》横空出世，被视作是中国电视的第一次革命，试验性质的《东方时空》给中国电视带来轰动，不过，这种轰动，更大程度上，还是体现在其传输内容以及讲述形式与以往的差异，譬如后来演变为《焦点访谈》的《焦点时刻》，在曝光中宣泄、舒解着受众的不满与愤怒。而白岩松也以一付貌不惊人的、但却能言善辩的记者形象，成了传播的主角。但究其实，传者与受者的传播关系依旧未变，白岩松们一如《新闻联播》主播罗京们，一以惯之的高高在上，不苟言笑，不同的只是，他不再是简单的传声筒，也不是简单的读读稿子，他有自已的言语，自已的发挥，他成了正义化身的包青天。这种风格最后演变成的一种模式，很多类似的节目在收尾的时候不忘说上一句"希望有关部门及早予以解决"。完全主管领导的口气。电视节目的"青天"形像当然是强过"霸天"形像，但角色的错位依旧，原因很简单，传媒机构不是公检法，不能取代这些机构进行执法，何况，"青天"们的曝光，时不时夹杂了个人、团体的恩怨，未必公正。
主从式、师生式的传播关系在今日的传播情景下，未必就一定不能存在，但不应再成为主导。在资讯空前发达的今日，靠垄断资讯以获得权威的中世纪的做法，很难实施。为了保障传播的效力，打造出强大的电视节目产品力，对其他关系的全方位导入是必须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在其他四重关系中，传者的主体地位让位于受众与传播标的（资讯），更适合于今日变化了的传播环境。其中，沟通关系对资讯本体进行充分的放大；伙伴关系强调传者与受者的平等；买卖关系重视对于受众需要、习惯、语言的顺从；涉入关系让受众成为传输的主角。近年引发收视轰动的电视节目，如湖南卫视《超级女生》体现出的"越草根，越大声"，南京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民生为重"，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变化了的传播关系。受众的主体性地位被强化，传统的传与受的关系被颠覆。《超级女生》成了普通人狂欢的舞台，而《南京零距离》的资讯提供也仰仗着一百多拥有DV及成百上千打电话参予的普通人。
平民化、娱乐化是２００５中国电视的两股热潮。有人将电视的新取向视做是"低俗"，不知道批评者关于中国电视的理想坐标与参照究竟是什么，是文革十年？是邓小平南巡前的中国电视？是被普遍嘲笑为"弱智"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电视？芸芸众生，皆为俗人。而民俗学，更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科。你我生灵，注定成为匆匆的过客，我们无法千古，也不想千古，为什么就不可以"俗"呢？"俗"是上苍赋予普通人的权力，何况，真诚的"俗"，比虚假的"雅"其实是要强过百倍的。实际上，一定意义上，电视媒体就是一种"俗"媒体，麦克卢汉所谓的"电子按摩器"，还能有比"按摩器"更"俗"的吗？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电视不是太俗，而是俗的畏首畏尾，俗的战战兢兢，俗的不够彻底。中国电视在"雅"的旗号下，窒息了太多年、压抑了太多年。也许，只有"俗"带给中国电视的"野性"，才能保障中国电视雄风再起。
三 苍白的美丽
《超级女生》红了，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很多人有些愤愤不平。感觉不可思议和愤愤不平的很多是电视中人，而且，和超级女生是一样的性别，电视台的女主持人们。她们有些奇怪，这些资质平平的丑小鸭，竟然比自己的天生丽质更出彩。中国电视银屏出镜的女主持人们，大多真是漂亮，从这点上讲，要比黑着脸的"包公"们还是可爱的。美固然是美，然而有些冷，距人于千里之外的冷，虽然字正腔圆，但似乎只是留声机般机械的发声，完美到不出一点差错，完美到缺乏了"人"味，虽然，偶尔摆上一两只花瓶也是一道风景，但打开电视，触目所及，满眼的都是花瓶，想不审美疲劳也难。终于，受众们对于这些丽人们开始熟视无睹起来。近几年来，国产的女主持，真正讨受众欢心的不多。倒是犄角旮旯的几只丑小鸭，一夜间出落成举世瞩目的"超女"，还有机会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难怪某些女主持们会心理失衡。
中国的电视节目喜欢用漂亮妹妹的漂亮的脸，不知道是否和节目制片人是男性有关。其实，要是真从性吸引的角度，节目中应更多的是男人包含风霜的脸，一如斯瓦辛格。因为，电视观众中，女性的成分较男性要高许多。不考虑观众性别构成的关系，以漂亮与否作为可否上镜的标准，似乎也欠妥当：在这样一个性泛滥的时代，电视台女主播的那点性感，其实是太微不足道了。
西方对主持人的选择标准，更多的要看你是否有足以让特定人群产生好感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一定就是年轻、貌美，言语的智慧、交流上的机敏，甚至一头苍老的白发，都可能是获得欢迎的原因。营销中讲究的是创造产品的差异性，主持人作为节目最直接的载体，这种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一角色来体现出来的。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多数节目没有体现出这一点。出现这种局面，也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管理者在人才的选用上，存在着普遍的误区：我们把电视比作喉舌，结果在选择人才时，就真的是在喉舌上下功夫了：说话要字正腔圆、长相要亮丽。
诺大中国，人才济济，具备主持天赋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不必到高堂大庙中去找寻，单是民间，就蕴藏着丰富的主持资源。《超级女声》发掘出中多民间演出天才，譬如张靓颖，如果不是《超级女声》这一舞台，也许还要在各类夜总会、酒吧中穿梭，去秀她的"海豚"音。近期，央视传出所谓的主持荒，尤其是女主持荒。虽然，央视依旧是美女云集，但能够让受众买帐的却越来越少。现在的电视，早已过了认谁都可以忽悠观众的岁月。而没有观众缘，就没有收视率，这也就削弱了央视与广告主讨价还价的筹码，难怪财大气粗如央视者，也会为寻找好主持焦心了。
央视主持人荒、乃至全国性的主持人荒，丝毫不令人奇怪。传统上，我国的主持人是播音系列的延伸，被作为道具来使用，在考察其相貌的同时，也考察其语言风貌。看看目前我国主持人的人才结构，相当比例来自广播学院或戏剧学院，就是这一人才选取标准的直接结果。近年实施的主持人资格制，要求主持人普通话要达到一甲的标准，这是受过播音训练背景人士的强项，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个门槛实在不低。如果严格按照这一标准执行，目前一些当红的主持，如阿丘、刘仪伟等，其与标准的背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主持的主持功力与市场号召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要替代也未必容易。
我一直怀疑国家语委将普通话等级认定与一些行业任职资格挂钩，是部门利益在作怪。在推广普通话的名号下，国家语委开发出了一个庞大的普通话考试市场，其收益自然是客观的。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对国家语委加大投入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是为一己私利，平白生出些事端，折腾全国人民不算，还埋没掉很多人才，浪费掉大家很多宝贵的时光，还要影响一些行业的健康发展，那就有些走极端，甚至说是犯罪了。我以为，为着推广普通话计，不如干脆征收普通话推广税，对于广电这类吃开口饭的机构，多征收些也就是了，不必狐假虎威，搞出个普通话认证来欺瞒公众、混淆视听。
主持人是电视讯息的传达者，电视传播活动的体现着，沟通应该是主持人的专长，而且这种沟通还是要被受众认可的沟通。美丽当然无罪，偶尔的点缀，也是需要的，但信息的承载者全部是美丽的花瓶，不仅会削弱电视产品的差异化，而且还可能对传播效力大打折扣。看一下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具全国影响力的主持，相当多属于旁门左道，相对于传统主持人而言，颇显另类的一群人。譬如歪瓜劣枣型的崔永元、土里土气型的白岩松、口无遮拦型的刘仪伟等。而他们原本也确实是主持人体系之外的，一不留神，误打误撞，进了主持人圈子，结果比正宗的主持人们窜的更红。这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我们原本通用的主持人认定标准是如何的荒谬。
近年来我国各类学校开设了很多主持人班，我怀疑，经过这些主持人班训练出的所谓主持人，大多只能充当化瓶，或者主持些程式化的活动，起到话筒的的功能。而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应该具有阅历丰厚、"秀"功卓越并且见闻丰富等诸多特质，他们的根柢来源于社会大学校的锤打，有围墙的所谓大学，对于他们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看看美国脱口秀大姐大温普拉·温弗莉的遭遇，私生女、９岁遭亲戚强奸、１４岁怀孕早产，不久婴儿早夭……成长期所遭受的凌辱与痛苦将她打造成一个适应能力与沟通超强的卓越的女人。
我曾经惊诧于档次并不很高的KTV主持人的功力，差科打诨，临场应变得能力比我们常见的那些主持面孔要强上太多，这是些卖艺为生的底层人士，不能取悦观众，他们就会失去生活的资源。这些底层的艺人，和少女时代的温弗莉一样，在生活的高压下，养成的很强的沟通驾驭能力。他们可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温弗莉要比他们幸运，温弗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而且大学期间主修的就是演讲和戏剧。但这些人"秀"功超强，就如同与蔡康永搭档的小S徐康娣，俗的可爱，俗的让人放松。然而，在重重制度的制约下，这些人可能永远都会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却少出头的机会。
龚自珍当年的感慨很适用于当前中国电视主持领域：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取消各种人为的障碍，减少人为的干预，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让受众成为主持人取舍标准的最终主宰者，这才是市场的逻辑，也才是能够激活中国电视的逻辑。
四 自大的营销
2006年年初，上海的电视节目又一次改版了，这一次打出的旗号是"占领华人娱乐制高点，重新掌握内地电视娱乐话语权"。可谓雄心勃勃。出此豪言壮语，SMG靠的是什么呢？全国影响力？上海全国覆盖的东方卫视收视率是0.1%。知名主持人？那几个面孔，离开了上海，大约没有多少人认得了。重量级的节目？银屏中充斥的大多是拷贝的拷贝，而且早已拷贝的走了样。那么，就是靠钱了。上海电视机构的广告收入还是相当了得的，就金额而言，全国除了央视，就属SMG。上海电视领域可谓穷的就剩钱了。然而，这钱似乎也只是帐面上供领导过瘾的，也没见他们拿出多少，让节目制作大方一些。一期节目３、５万的制作费，请个稍有些全国知名度的主持，譬如戴军或者孙国庆，前者开价１万，后者１万５钱，制片人已经很闹心了，于是就用台里自己的主持，他们拿的是台里的工资，省钱。只是如此下来，上海的电视看来还是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欢乐蹦蹦跳"，谈何"占领华人娱乐制高点"？
典型的营销自闭综合症。
患有营销自闭综合症不止上海SMG一家，也说得上是很多电视机构的通症。
《超级女生》走红了，央视放言，一个指头就能把湖南卫视放倒。广东的一家电视台靠着大量购买节目，收视率超过香港台了，领导便得意：电视台根本不需要MBA。
湖南卫视没有被放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靠着引进别人的节目，暂时卖了个好价钱，也不能全算是电视人自己的本事，而且实在不可靠。
营销自闭综合症症状为：
自大症。天下老子第一，充满着一股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豪情。好大喜功，贪图虚名，炮制一家又一家的所谓集团，制定一个又一个宏伟的蓝图。然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许，那一个奇大无比的牌子，原本就是吓唬人的，制定者自已也未必相信。
折腾症。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广电已经折腾几回了。领导更替，肯定是要折腾一番的，不如此，不足以体现继任者的威势。领导做稳了，也还是要折腾的，不折腾不足以体现领导的新锐、创意。几年下来，除了类似于央视《新闻联播》的《晚间新闻》没动过外（这档节目倒是该大改的），其他节目几乎被动了个遍，要么换了播出频道、播出时间，要么换了主持人，或者干脆取消。如此折腾，真真是快要折腾得花儿也谢了。电视传播讲究的是"守候"与"约会"， 上海的观众有时却不知该和他（她）曾经熟悉的节目、主持在哪里"守候"、哪里"约会"。
多动症。折腾的周期一般以年为单位，而多动症是可能随时发作的。似乎是为了体现市场化的威利，很多节目组的头上都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柄高悬的剑何时落下，维系于并不可靠的收视率以及领导个人的喜好。上海2006年推出的一档叫做《天使爱美丽》的节目，第一期获得个满堂彩，收视率5.8，整个节目组欢呼雀跃，第二期接近3，节目组开始愁云密布。上头有规定，六期不达标，节目就可能被撤下。电视产品运作拥有自身的规律性，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上节目要慎重，未经慎重的论证与预测就推出节目，这样的节目不成功，其责任不在节目组，而在主管者。下节目也同样要慎重，导入期的低迷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六周就排定一个节目的生与死，这节目的生命周期也太短了些。
自语症。电视台多的是文艺青年，当他们成了文艺中年或者文艺老年，并且执掌了权力，其实擅长的也还是文艺。对节目的市场运作未必擅长。虽然市场、效益一类的词藻喊的震天响，只是习惯的还是闭门造车，不顾及受众的需求。2006年上海某频道要在早间7－8点的时段推出一档女性形像设计的节目，策划人来咨询我的意见并告知我这是领导拍了版的，几天后就要播出了。这个时间段，谁有功夫关注优雅的形象设计？白领丽人？家庭主妇？ 这样的领导也太自说自话了些。
中国是经济大国，但却是传媒小国。传媒领域是知识人高度聚集之所在。这是一个自傲的群体，仰仗高学历、仰仗着所谓的知识，仰仗着对传播话语权的控制，这一群体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民工群体的不屑，说他们太"土气"，甚至对于企业家群体也表现着不屑，说他们太"乡气"。然而，正是这"乡气"与"土气"的组群构造出的"中国制造"震颤了世界，带来了中国贸易的巨额顺差。而知识人的"雅致"的、"文气"的文化中国，确是巨大的赤字。作为传媒老大，巨额的文化赤字，是中国电视的耻辱。知耻而后勇，到了电视人充分反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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