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雨是陆士清先生为自己的爱女起的名字。
陆先生有两个女儿。一晴一雨，占尽了天气变化的两极。
曾私下里忖度，如果陆先生有第三个女儿，陆先生会给她起个怎样的名字呢？一直不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先生，怕太唐突。
大学里学《易经》，不敢说领悟了这天书的精髓，依稀间也还形成了一种大略的感觉：生生不息的世间万物，无始无终地相生相克，转换生成了这一个深邃的宇宙。
变化着的，才是生存着的。
陆先生为爱女所起的名字，是否也把对生命的领悟融入其中了呢？未曾从先生处印证过。
然而，陆先生的人生之路却是印证着生命的真谛的，陆先生的学术之路却是融入着他对生命的领悟的。
关于陆先生的最早印象是在复旦图书馆形成的。
确切的时日是记不得的，反正那时还是个懵懂少年，满心是躁动，满眼是新奇，常常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在复旦图书馆静穆的书架间穿行。那时侯，花了不少时间在一套三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寻找当代文学的踪影，并因此记住了那套书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那位先生的名字，他就是陆士清，书上所署的身份是责任编委。
后来专攻当代文学时，我才弄清楚，那套书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部文学史著述，在这之前，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大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中，还不怎么引人注意。学者们评价说，这套书"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奠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而陆士清先生在这套由二十二所高校合力编纂的文学史中，实际上担负着主编的职责。时至今日，这套当代文学史及其与之配套的数十上百卷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料"仍然是不少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
以人们习惯性的表述方式，我想，陆士清先生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开拓者"。这称号意味着资力与权威，令人钦羡，并足以成为立身于学术之林的资本。
然而，当当代文学研究成为显学时，陆士清先生却悄然引退了。
今天，学人们提到陆士清先生，称他是港台文学专家。
我曾经问起陆先生缘何不再专攻当代文学，他淡淡一笑，"太挤了"。
"太挤了"意味着什么呢？太多的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太多的人在进行着同样的劳作、太多的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 "做学问"一说，把自己围在乱纸堆中写呀写，那就是学问了。凭着"做"出来的学问，你就可以有房子、有位子，运气再好些还可能有车子。至于有多少学问，全在你写了多少文字，印出来就作数。既然是在"做"学问，那当然就得讲效益，哪门学问热闹，哪门学问就有人气；哪门学问文章好发表，哪门学问凑上去的人就多。究其实，某些所谓的学问已经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行当一样，混饭吃而已。
因为"怕挤"，陆先生从当代文学走出来。
他开始研究台港文学时，这领域还不象现在这般走俏，时不时会有人讥笑这一领域是粗鄙无学。就在两年前，有人在一篇题为《秦家琪之死》的文章里，还在为秦家琪这位极有功力的港台文化研究者、复旦大学一代才女惋惜，说是如果秦先生当年抱定原本的学术专长那会如何如何。可见谬见之深。
八十年代早期，横亘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两岸之间的坚冰还未曾消释，那个时候在大学，接触港台资讯，被当成一种特殊待遇，跟阅读《金瓶梅》一样，只有副教授、或者处级以上才可享受。平民学子至多是哼唱些港台流行过了的流行歌曲，或者是间或读到些港台流行过了的、且未必完整的流行小说。即使如此，隔海飘过的这股隔了年、打了折的清新，还是让很多学子激动不已。
当年的学子们，是该感谢陆士清先生及与他同时的几位港台文学研究者的。是他们，把这扇沟通华夏情感的南风窗打得更开；是他们，协助学子们领略了华夏文化的另一种雅致。
八十年代的复旦园，教授们的穿着是极随意的。现在西装、领带的体面的教授们，那时候极可能还在脚穿解放鞋。然而，陆先生是个例外，他是常常西装、领带的，与他走在一起的，也常常是西装革履，极体面的打扮，大多是来自海外的华人作家、教授，其中不少，是学子们心仪已久的人物。这样的场合一出现，大多便会联系着一次令人难忘的讲演，并成为日后学子们难忘的记忆。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李欧梵、马森、杜国清、郭枫、许世旭、曾敏之、黄维樑、梁锡华等一大批台港文化名人，就是这样为那个时候的复旦学子所熟知的。八十年代是复旦校园文化的兴盛期，这里面该有着陆先生不小的一份功劳。
１９８１年，陆士清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设《台湾现代文学》专题课时，校内校外反响非凡。海内外若干媒体纷纷报道，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电："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这学期为文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开设了《台湾现代文学》选修课，这是祖国大陆的大学中文系首次开设的关于台湾文学的课程。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陆士清讲师，曾和台湾作家於梨华等交换过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和看法，建立了联系。近年来他还积极收集台湾现代文学的有关资料……"《台湾现代文学》的意义当然不仅止于是中国的名校开设了一门新课，它更是一种征兆：两岸的中国人需要沟通，也渴望沟通。也许，最大的受益者还数那些有缘听他讲课的学子们，陆先生给他们讲述的不仅仅是精彩的文学作品，也是在为他们开启着别一种观照文学乃至人生的视角、而他的讲课本身也成了一种艺术，让人不由自主陶醉于其中。九四年，陆先生退休前最后一次为学生开设这门课，这些被各种资讯包裹着的、自负、自得的、读着琼瑶、三毛、席慕容长大的新一代学子，面对着这位充满激情的教授，出现了与他们上一代的学兄、学姐们同样的场面：他们时而凝神静听，时而朗声大笑，全没了惯常上课时那满脸写着的倦怠。
文学是陆先生生存理念的一种载体，陆先生的文学观就是他的生命观。或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陆先生敢于问津少人问津的领域，敢于采取有别于一般学究的学术态度，他因此获得了成就。
当今的学界惯常以发表文字的多寡分胜负，也便因此，"著作等身"成了不少学人们的有着那么几分崇高的追求。虽然，从前的学人也曾崇奉过"十年磨一剑"，不过，这信条，如今是不大行得通的。想一想，铺就一条教授之路，得用掉多少书。评上个讲师，没个半本一本是不行的；评个副教授，没个一本两本是不行的；评个教授，没个两本三本也是不行的。如果先哲老子在世，他大约是只能作个助教了，谁叫他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只有区区三千字呢？
不知道陆先生是否也为著述的事困惑过。我所知道的是，他自己是不大轻易为文的。
学术研究原本该是件严肃的事，即使不再讲究 "文章千古事"，不必句句皆有来历，总还得有个依据才行。譬如说港台作家研究，至少，被研究对象的主要作品是该读一读的。至于提到对港台文学做史的梳理，那更是得以丰厚的资料、史实、作品做依托才可以。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长久隔绝，不少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缘见到对方的出版物。即使是学者们，要查找到所需材料也绝非易事。除非有造无米之炊的本事，否则，在港台文学研究领域，要写出有水准、有分量的文章并不容易。
有一段时间，谁占有了材料，谁就占有了港台文化研究的主动权。有时，单凭手中的材料，就可以在学界发威。说起来，陆先生在港台研究上是绝对占有资料优势的。他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与海外作家交往密切。他到过美国、日本，数次去香港访学，主要也是为了搜集所需的研究资料。然而，他的学术著述倒似乎并未因此丰产起来。曾有出版社几次约他写《台湾文学史》，但他未接受，他自己解释说是"火候未到"。陆先生在大学讲过十几轮的《台湾文学》专题课，他的讲义略加编纂，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专著。然而，他仍然是让讲义沉睡着，因为他觉得不成熟。
有一回，陆先生面对图书馆塞满印刷物的书架感慨到：那上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书，又有多少是印上了铅字的纸浆呢？为着让自己的文字厚重、再厚重些，他是不吝气力的。他在复旦开设过《白先勇研究》专题课，他也有意要写一本《白先勇评传》，为此，陆先生在美国对白先勇进行了数月访谈，回国时带回的资料，装了整整一旅行箱。为写一篇关于台湾《现代文学》杂志的论文，他把一套五十本《现代文学》杂志悉数阅读，并认真标记，遇到疑难问题，他甚至自费打越洋长途向当事人咨询。
数月前，东方电视台名牌节目主持人袁鸣赴台主持中秋晚会，行前，向陆先生讨教台湾文化。当时，陆先生正因腿疾住院。他索性将病房变成了讲堂，滔滔不绝数小时，不仅让袁鸣获益非浅，也把凑热闹的小护士们深深感染了。陆先生研究台港文学十数年，港台文学是他谈不完的话题。然而，提笔为文时，却常常要字斟句酌起来，他认为没有新意、不成熟的文字，是不肯轻易示人的。他的扎实学风赢得了余光中等台湾学者、作家的敬意。
陆先生主编的《台湾小说选讲》、《台湾小说选讲新编》以简约、信服的文字对收录作品进行着实在的点评。《台湾小说选讲》出版后，即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一些大学还把此书选为《台湾文学研究》课程的重要参考书。香港《晶报》、《新晚报》等先后以较大篇幅介绍《台湾小说选讲》，不少作家、评论家也对此书在作品选目、评介上的客观、全面给予充分肯定。他与人合著的《三毛传》出版后也很受读者喜爱，荣获当年度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金钥匙奖，后又被引介到台湾出版，一版再版。
１９９３年，陆先生出版了《台湾文学新论》，这本论著被香港评论家黄维樑博士誉为是"先锋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充分体现了陆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如此评价陆先生的学术研究：大凡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的动因，文学思潮的演变，传统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创作题材的拓展，主题意识的变化，风格的形成和出新，文学样式的兴衰等等，都在他研究探索的范围之内。但是，他的基点和追求目标却是全景观照，是宏观把握与微观深入的结合。
陆先生在港台文化研究方面花费了不少心力，由于他的努力，复旦大学创办了台港文化研究所，举办过第四届台港澳暨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香港作家研讨会、世界华文女作家研讨会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会议，还发行了一本叫做《台港文潭》的不定期刊物，不少人期待他也相信他还会为港台与大陆间的文化沟通做更多的事，孰料他却退休了。
人们为他这个时候退休感到惋惜，他对此还是淡淡一笑："学术不会退休，研究照常进行。"
他退休了，然而他又没有退休。
人们在电视台《香港知识竞赛》大赛上看到他在担任评委；
人们在上海电台《世界华文文学百家精品展播》中听到他在担任主编；
人们在报纸上读到他与华人著名作家间新年的相互问候；
他仍在努力，依然活跃。台湾文学研讨会，罗兰小说创作研讨会，乃至日本孙中山研究会召开的《孙文与华侨》的国际研讨会上，都回荡着他那探讨的声音。
他以往的熟人依旧称他陆教授，然而，在很多场合，不少人开始叫他陆总了。
他又一次拓宽了生存空间，真的成了老总，主管着一家医药保健品公司的产品开发。
很多人惊诧不已，文学专家也懂经商，他笑笑：那也是体验人生。
陆先生的人生阅历原本就是相当丰富的。
他曾经担任过无锡人民银行会计股股长，那还是在共和国的初创期。那段岁月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他常常会绘声绘色地讲给他的学生听：芦苇丛生的河道中，载运钱款的小船在急速穿行。河水淙淙，四野空寂。押运人肩扛长枪，立在船尾，四下环视，神情严竣，随时准备与劫匪进行殊死搏杀。
我曾与陆先生开玩笑："如果还干老本行，没准儿，您现在是银行行长了。您喜欢做银行家呢，还是大学教授？"
他曾经是银行里的业务骨干。直到今天，陆先生还保持着对数字的敏感。他甚至可以把一些体现上海变化的数字，比如南浦大桥的跨度，分毫不差地介绍给来访的海外友人。
成为有名的银行家，这对于陆先生原本是极有可能的。银行曾保送他就读人民大学信贷系。
他还考取过军事院校，与他当年同时被录取的人，不少人成了将军。
即使在复旦大学，他面临的选择，原本也有多重。
六十年代，他做过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一条通往仕途的捷径。
当初，他肯定曾对各种可能进行过价值上的衡量，最终，他做了教师，研究起了文学，因为他钟爱文学。
如今，陆先生既是教授也是老总，又是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
陆先生写过散文、也写过报告文学。文革结束后，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数学家的诗篇》讴歌着知识人坚韧的人格，张扬着知识的力量，也唤起了无数人对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冬眠了的记忆，曾打动过不少读者。
陆先生正在书写着全新的人生，一番体验以后，他会不会将笔伸向新的创作领域呢？我们期待着。
附注：此文应陆士清之约而作，算作对导师的一份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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