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超：都市丛林中逡巡
自诩为"来自草原的狼"，其实与草原确是隔着空间的距离。大学实习，为着见闻草原，远赴呼和浩特，第一次感受到了内蒙草原的壮阔、博大。今年夏天，平生第二次深入内蒙草原腹地，草原真是个好地方！
未曾在真正的草原上咆哮，然而盘点毕业20载的足迹，似乎却也承袭了若干的狼性——
狼般的居无定所：做过企业，玩过媒体，开过饭店……与此同时，保持着一个不变的身份：大学教师。所谓生活在别处。
狼般的厌弃成规：雕虫之事不得不为，二三小书聊胜于无，在其它领域中领受的欢愉更加恣肆。在锁链中舞蹈，在规则中放纵。
刚刚离开校园，在上海的电波中，张扬着激情而肤浅的见解。不经意间，年轻的日子，与青春相关的日子，都已成为往事。人到中年，我们集体怀旧，吸食记忆的海洛因，8511真好！
詹姆斯·库兰传播学说综述
孙永超
詹姆斯·库兰（Curran，J ，又译卡伦、卡瑞），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体与传播系传播学教授，Leverhulme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撰写及编辑（部分与他人合作）的与传媒相关的著述达18部，库兰任职院校的网页将其所涉猎之领域概括为四个部分：媒体政治经济学（media political economy）、媒体影响（media influence）、媒体史（media history）及媒体理论(media theory)。库兰的传播思想集中体现在两部著述，《媒体与权利》（media and power）、《有权无责》(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与吉恩. 塞顿合著)。他还与其他学者联合主编有《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文化、社会、媒体》（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等多种具相当影响的传播学文集。
卡伦被称为是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说的代表性人物，这一学说 "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卡伦的专著《媒体与权利》从多重视角，透视媒体的权力关系，系统地呈现了库兰的传播政治学理念。《媒体与权利》是库兰唯一一部个人独立的著述，可能也是库兰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本书2002年初版于英国伦敦，2006年该书中文版由清华大学出版，此外，本书还有韩文、西班牙、希腊、日文等版本。《媒体与权力》以权利作为分析媒体影响力，梳理媒体史、建构媒体理论、透析媒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其所聚焦的主题包括"大众媒体与社会中权利的关系、媒体如何被操控、媒体所体现的权利本质"这本书实际上是作者关于媒体权力关系的论文集，作者戏称其为"微波炉里重新加热的旧作"，独立成章，但也彼此保持着一定的关联性。作者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从广义上讲，文集探讨的是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而言，它们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媒体具有多大的权利？谁在真正操控着媒体？媒体是如何与社会中的权力阶层联系起来的？作为整体，则是通过不同学科、传统和方法，同时结合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语境，为上述这些问题提供累计式的答案。"
《媒体与权力》对于媒体与权利关系的剖析从三个角度展开：媒体史、媒体社会学、媒体政治学。第一部分为媒体史(Media history),包括相互对立的媒体史叙事、新媒体和权利、资本主义和报业管制三部分。库兰此处所梳理的实际上英国媒体的发展史，或者说是从对于英国媒体的不同学派、不同观念的相互对立的历史构建及媒体形态中解读、开掘其中的权力关系。在《相互对立的媒体史叙事》一章中，库兰归纳了英国媒体史描述中的六种叙事，并评析其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
自由主义叙事（The liberal narrative）。库兰认为其为"相互对立的英国媒体史解读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完备"的叙述。这一叙事将媒体发展演绎为"一系列有关进步的故事"，"走向自由的媒体以各种方式强化民主程序"，因此，媒体自由的过程也成为民主权利被强化的过程，"媒体为民主效忠"。
女权主义叙事（THE FEMINIST NARRATIVE）。这一媒体史叙事将媒体的发展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女性摆脱父权价值观控制、获取性别上的独立、平等乃至竞争的演进过程的体现。或者说，媒体史本身也成为了女性的发展史。
民粹主义叙事（The populist narrative）。库兰认为，这一叙事主题将"崛起的市场视为助推民主的力量"，日趋市场化的媒体促使民众摆脱精英阶层的文化控制，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与受众建立起日益紧密的关系，并成为"民众的快乐源泉"
自由意志论叙事（THE LIBERTARIAN NARRATIVE）。将道德保守主义描绘为非理性的、压制性的、复辟的，但却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媒体的发展就是以包容和道德多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传统对保守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媒体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促成了社会的自由化趋向。
人类学叙事（THE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媒体的全国性扩张发展使得处于不同区域、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受众消费同样的媒体内容，从而助推国家、民族的认同，形成聚合民众的文化建构，全民分享"民族体验与普世话题"。
以上五种媒体史叙事被库兰描述为"肯定性历史叙事"（AFFIRMATIVE NARRATIVES），他认为，这五种媒体史解读，存有某些共同之处，也即是历史在向好的方面演进、发展。他所归纳的第六种媒体史解读则是否定性的："媒体发展带给人类的黑暗多于光明"。
库兰的媒体史第六种叙事称为"激进叙事"（THE RADICAL NARRATIVE）。他将哈贝马斯视为这一叙述的代表。这一叙述将媒体发展表述为"有限度的进展"，遭遇公共关系、广告及大企业的挤压，并使公共生活陷入"重新封建化"的境况。大众传媒提供给受众的是事先包装好的、通俗易懂的思想。公共领域陷入被操纵和控制的境地，媒体放弃充当理性争论、表达公民意愿的角色，反而成为操纵公众的工具。
在库兰看来，以上六种媒体史叙事都提供了独有的发现，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需要重新构造一种新的媒体史"将六种叙事进行明智的结合"，新的媒体史叙述将对于媒体史的构建与对于社会的梳理相结合，从而走向"新的综合"。这种叙事所展现的媒体演进，不再是"要么越来越糟，要么越来越好"的线性媒体史观，"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更具偶然性的观点，看到的是媒体发展所经历的复杂过程：起伏兴衰、开放或封闭，某些领域的进步以及另外一些领域的倒退"。
在《新媒体与权利》一章中，库兰着重探讨媒体的技术变革，或者说新的传播信道的出现对于媒体权力关系的影响。传统的英国传播教材普遍认为媒体的技术变革决定着媒体的社会变革，库兰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性的威权结构内部引起日渐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新媒体往往会整合到权利体系之中，其潜在的对现有信息流动秩序的颠覆性因而受限"库兰认为大众传播并非现代社会专有的现象，"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以外，建筑、图片、雕像、货币、标语、彩绘玻璃、歌曲、奖章，各种仪式等多种多样的表意形态都在前工业社会被用来表达思想——有时甚至是非常复杂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都可能有不同的载体成为传播的焦点媒体，也就是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媒体"，而"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是和新的传播渠道的发展连接在一起的"。库兰以罗马教廷为例，认为罗马教廷由没有强大的私人军队支持、没有强大物资储备、权利很小的地方教会一跃成为欧洲最强有力的封建功臣，与其对于精英阶层及大众传播的有效控制有极大的关联。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载体，羊皮书的生产处于修道院的支配之下，换而言之，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处于被其掌控状态，从而直接影响了传播内容的取舍："支持或阐释教廷意识形态的文本被大量复制，而那些或明或暗挑战教会世界观的文本则遭到封杀"。与此同时，神职人员还成为教育的主宰者，"在很大程度上，教育被限制在神职人员范围之内"。对于中世纪的传播环境，羊皮材质的书籍成为具有极大传播影响力的媒体，籍由对于这一核心文化载体的掌控，基督教会获得了空前的扩张，并为罗马教廷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库伦认为，"新的传播媒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权力集团"，13世纪以后纸张取代羊皮，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新的传播技术的引入，对原有的媒介组织及影响力构成极大的冲击乃至破坏，造成他所谓的"传播中介的移置"与"新的权力中心的兴起"。纸张的引入与印刷文化的发展，成为新教崛起的重要促进，"新教可以被视为由一种新的大众传播技术所引发的各种分裂性潮流的综合体"。这种权力关系的变迁，同样体现在18世纪以来现代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库兰将现代媒体的作用比拟成中世纪中期的欧洲教会，"在一个更为世俗化的社会，现代媒体扮演了教会的角色，向大众解释并帮助他们理解这个社会"。虽然媒体也会与其他权利中心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大多限定在对既有权力结构支持的框架之内。
现代媒体的崛起，为媒体权力的再分配提供了可能，社会阶层的权利关系也因之发生改变。媒体空间的开拓，无疑对于传统的以服从、驯顺为指向的威权统治模式构成冲击，言语空间的扩大也必然导向对于民主参与及思想自由的向往与推崇。尤其是现代媒体被赋予商业的职能以后，来自于广告的支持，经济上的独立，为媒体摆脱威权的控制提供了可能。不过，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公共思想"的喉舌，成为体现不被玷污的民意的窗口，依照库兰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情况似乎并不乐观，库兰不太认同媒体正在逐渐走向自由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与报业管制》中，库兰指出："19世纪中叶前后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的新纪元。相反，这段时间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报业审查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法律压制将报业改造成为进行社会管制的工具，当这种努力遭到失败之后，市场力量取而代之，并且同样把报业改造成了进行社会管制的工具"。一般认为，来自政府的管制会钳制言论的自由，而库兰却指出，市场的力量其实更应该警醒。库兰以英国工人媒体的发展为例，很多激进的工人媒体，在政府打压下，影响力更加扩大。原本出于限制工人媒体发展的报业印花税取消后，工人媒体反而一蹶不振。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媒体的市场化，对于言论的传播权利，构成双刃剑。一方面，市场化为规避威权控制提供了潜在的空间。另一方面，出于逐利的需求，市场化的媒体又会本能地拒斥可能为广告主厌弃的言论，从而成为取代国家管制体系的新的管制力量，"这一体系不同于法律，既不能够被规避，也不能被违抗"。
当今西方存有媒体研究的两大传统，其一为"激进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认为大众传媒根本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载体，一定意义上只是精英阶层或权利阶层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公共领域其实是被操纵和被控制的。这一传统以批判性的视角察觉了容易被忽视的媒体所受到的权力的控制。另一传统为库兰所谓"由美国宰制的、建立在想当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提倡个人主体性及市场的充分发展，鼓励个人消费，认为社会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复合体，没有始终居统治地位的群体，媒体是独立于各种群体之外的，是保证社会自由民主公平的独立力量。大众媒体的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民主化，有利于人民获得更多的权力。库兰试图寻求不同于这两种传统的"第三条道路"，在《媒体社会学》部分，库兰对两大传统的流弊加以梳理。他认为欧洲激进主义传统出现了"中年危机"。库兰将激进主义媒体研究的核心观点归纳为："第一，媒体对现实的构建反映了宰制性文化；也就是说，媒体所提供的是一个经过选择了的、对现实的定义，这种定义是与宰制性利益相一致的；或者用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媒体以宣扬虚假意识的方式来扭曲现实。第二，媒体在勾勒社会的"地图"、提供概念类别和参考方式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来理解社会的"。库兰认为，这一模式太过强调阶级的对立与冲突，逐渐失去学术界的支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进主义传统出现了被修正，并呈现出一系列的变化，"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阐释框架；把媒体受众重新定义为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大众媒体的救赎式研究；新出现的对媒体娱乐功能的强调。"
库兰认为，传播学研究需要回归到激进主义传统的观念上。他认为，激进主义传统意识到了促使媒体向权利中心轨道运行的种种影响、压力和限制，而自由主义媒体理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忽略了以上影响，从而得出了媒体能够代表社会完全中立运作的结论。库兰将制约、控制媒体的因素归纳为：国家审查制度、高准入费制度、媒体的集中化、集团的占有、大众市场的压力、消费者的不平等、广告的影响、公共关系的兴起、新的行规和价值观、不平等的资源与宰制性的话语。他认为，以上压力促使媒体向着保守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反向的影响力。库兰将民主社会中公众力量对于媒体的影响元素归纳为七类，分别是文化权利、国家公权力、媒体的自律、信源的力量、消费者的权利、生产者的权利、从业者的权利。
库兰认为，存在着促使媒体逐渐向权利中心靠拢的体制性力量，从这一角度讲，传统激进主义媒体理论所谓媒体受制于主流精英阶层的宰制、媒体屈从于精英阶层的强大压力进而向既有权利领域倾斜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事实上，始终存在着与主流精英阶层相抵触的强大的力量。民主体制下的媒体，受到以上两种力量的牵扯，一方面，部分媒体以主流精英阶层为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大众的需求也需要被满足，公众对媒体同样具有着相当的制约与影响。
在肯定激进主义媒体研究的某些创见的同时，库兰强调"需要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对这一传统进行重新的阐释，对激进主义与其他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以及政治和社会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保持警觉的态度"，这一观念在其对于全球化媒体趋势的评析时得以体现。库兰对存在于全球化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学术流派进行了梳理，"文化理论家充满激情地把全球化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提升了全球意识；增进了国际间的对话；给少数族群赋予力量；创造新的联盟和团体；导致了一种新型的、进步性的政治的产生。另一方面，许多激进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的最新发展阶段视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它剥脱了民主，强化了市场导向的政策，削弱了工会组织，破坏了左翼联盟"库兰显然不赞同对于全球化过多的赞颂，因为它们"忽略了以"解除规制"的名义进行的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这也同时意味着后者所代表的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被削弱了"与此同时，他也并不认同全球化将彻底遮蔽民族性。库兰认为，传播的全球化所改变的只是虚构的内容和音乐，而不是新闻与时政。新闻的本土性确保了其所采取视角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因而，虽然娱乐全球化提升了人们的全球意识，但新闻的空间属于本土宰制而非全球公共空间。而各国语言、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等的差异也会在各自的媒体中得以鲜明的体现。
考察媒体与权利的关系，离不开政治学的视角。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利器，公共电视体系在英国民主生态的构建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国以BBC为代表的公共电视体系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引起广泛关注。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新的媒体技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电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被缩小乃至被隔离，电视的扩张引发了受众的"片段化"，全球化导致受众的离散化，颠覆了公共电视作为受众"公共空间"的存在意义，并削弱了受众对于国际与民族的认同。库兰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他以英国电视受众收视状况为例，认为受众并没有因为所谓的电视频道泛滥而被"片段化"，而西欧各国本土化的电视频道也依旧维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公共电视收视份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与其说这是公共电视的危机，不如说其中蕴藏着更大的"复兴"的可能。
不过库兰也成为，传统的支持公共电视存在的核心理念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说服力。他将这些因素罗列为"频率稀缺、温和政府、社会改良、文化品质、美国电视节目的千篇一律"。库兰坚称公共服务电视具有着存在的充足的理由，虽然其的确存在革新的必要性。他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公共电视的存在价值加以阐述。他认为，公共服务电视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佳手段，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的民主制度，对民主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公共电视培育了一种充分知情的、理性的和公正的民主制度。有助于受众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展开讨论，有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培养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爱，体现了社会的凝聚力与归属噶。他强调公共电视有助于文化体系的维护，"它能够把上一代心目中杰出的文学、艺术和音乐作品传给下一代。它可以确保把足够的资源分配给具有原创性和试验性的电视制作人，更新文化体系中有关电视系统的哪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公共服务机构的相互支持和资助来维持面向少数群体的节目制作，从而培养文化体系的多样性……".
在肯定公共电视存在必要性及BBC影响力的同时，库兰认为有必要对于公共电视的存在理念进行一些更新。"公共服务型电视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容易受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规划的"劫持""，BBC 本身就存有类似的问题，仅仅将英国政治讨论作为起至范围，"而将那些在全球政治领域内进行的、由全新的社会运动所推动的政治讨论排除在视野之外"，从而导致其政治视野的不完整。公共服务电视长期所强调的"国家使命"，妨碍了其对于全球化、多元化的适应，需要进行自我更新。库兰所罗列的更新途径包括：将多元主义设定为公共媒体的目标。公共电视必须充分表达社会上存在的不同观点、视角和价值观。不仅要充分满足受众"主动去听"的权利，满足受众不同的口味，更要保障其"被人听见"的权利，也即是保障传播的多元视角。库兰还认为，应扩展BBC的国际视野，将传统的仅仅是"支持国家、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扩展到对于英国以外国家地区重大事件、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关注上。库兰建议建立一种既非政治化的、也不屈从于收视率统治的电视体系，开辟他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库兰对于媒体权利关系的另一探讨重点是关于媒体在民主构建中所担当的角色。他以专章梳理、评析自由主义关于媒体与自由的核心观念，并试图构建自身理想的、能够充分保障民主建构的媒体模式。库兰首先对于传统自由主义有关媒体充当自由市场"看门狗"的职能提出质疑。依据传统自由主义媒体理论，在充分的自由市场体制下，媒体可以完全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并对于政府与国家施与监督，充当民意的"看门狗"。倘若媒体失去自由市场的语境，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规制，媒体便可能丧失"看门狗"的功效。库兰认为，"看门狗"的主张已经有些陈腐。媒体的监管对象不仅应该包括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利，也应该包括股东和管理者所体现的经济权利，也即是说，媒体应该同时监督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然而，媒体所生存的"市场自由"并非"独立于任何形式之外的真正的自由"，自由市场下媒体所充当的"看门狗"，存有相当大的局限，它很可能并不是服务于公众利益、也未必独立，其对于工商业集团的监督比对于政府机构的监督要薄弱，有时甚至可能成为以监督的名号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雇佣军。媒体还会受到市场的腐蚀与压制。"市场并不能确保对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进行批判性的监督"。
自由主义关于媒体与自由的另一核心观点是认为媒体可以通过传递信息与展开讨论，从而成为促进民主制度建设的中介手段。详而言之，媒体可以为选民提供充分的资讯，为其进行民主抉择提供足够的依托。可能促成彼此间就不同观念展开辩论，最终引导社会的公共舆论导向。库兰并不认同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这类观念过度相信了自由市场的作用。在他看来，自由市场体系对于公共信息、公民参与、激烈辩论等等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保障自由的目标实际上构成了破坏。首先，高额的市场准入费用限制了出版自由。公共领域可以进行辩论的"市镇广场"已不可得。其次，自由市场破坏了信息的供给。自由市场体系还限制了公共争论的广泛参与性，破坏了充满智慧和理性的讨论。
自由主义理论将媒体视为是"第四势力"，也即是在权势阶层面前为人民代言，媒体为人民说话，并代表民众在公共领域的观点和利益。这一观点强调自由市场体系下读者对于媒体具有相当的影响，认为媒体只有对于民众的需要做出准确的反映，并代表他们的观点和利益，才有可能受到民众支持，并进而取得市场回报。但库兰认为受众的影响力不应被夸大，"消费者的影响是被动回应，而不是主动出击"，而且，伴随媒体所有权和资源的日渐集中化，消费者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市场的扩张并没有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受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由于社会语境的千差万别，我们不能把对媒体的认识简化为单一的、带有自由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媒体是消费者的代言人，相反，我们有必要把影响和塑造媒体的各种因素都充分考虑在内"。
库兰认为自由主义的媒体理论存在着缺陷，而其所设定的目标也不能在自由市场的体系内得以实现。但自由主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遗产依旧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一辆搬运车来清理一下有关媒体与民主的历史文献，把那些积累了两个多世纪的"废旧家具"全部运走。哪些应当被保留下来？哪些应当被丢弃？如何重新摆放思想的"家具？""库兰着重就自由主义有关媒体多元主义、"媒体娱乐"的观点进行重新评估。自由主义强调媒体多元主义的必要性，认为真理经过公开的争论自然而言会压倒谬误。库兰认可媒体提供多样性、甚至是对立观点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对多元主义存有担忧："即使是那些在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的基础上提出的"最好的"论断，也无法抗衡那些有更多曝光机会的、最接近权势阶层立场的主张"。库兰认为，媒体的多元性不能仅仅等同于竞争，它更应该被看成是不同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开放性的较量。同时，还应当将冲突和差异当成是多元性民主的组成元素。
库兰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关于"媒体娱乐"民主地位的认识。自由主义媒体理论否认娱乐在民主政治中承担角色，认为娱乐不是理性化交流的一部分，与政治领域内所争论的公共事务也不存在任何关系。库兰认为，不应将娱乐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首先，"媒体虚构"是人们认知现实的地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社会与政治含义。其次，媒体娱乐与身份认同存有关联，从而影响政治立场。第三，媒体娱乐会引发社会性话题的热烈讨论，从而相关民主构建。第四，娱乐是弱势群体表达对于威权统治的反抗情绪的重要通道。因而，"娱乐是媒体对民主化进程所做贡献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组成部分"
《有权无责》是库兰关于媒介历史、政治、社会以及传播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也是了解英国媒介的标准著作，该书被指定为英国大学媒介与传播专业的教科书，还被译成阿拉伯、葡萄牙、韩国多种文字。这本书的中文版译作《英国新闻史》，但勾勒英国的新闻演进其实并非库兰的重点，他探讨的真正重点还是媒体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媒体与民主问题，对史的梳理，一定意义上是他的探究手段而已，或者如其在中文版序言所称，是"将不同学科、不同观点融合在一起，这其中包括常常被遗忘的媒体研究之母——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称为是库兰与他的合作者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对媒体所做的政治学视角的解析。实际上，本书的英文名称《有权无责》更能体现其主旨。
《有权无责》分为五个部分：报业史、广播电视史、新媒体的兴起、媒介理论及媒体政策。由库兰与其同事合作完成。库兰主要探讨的部分包括报业史及新媒体的崛起两个部分以及媒介理论、媒介政策中的部分章节。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其实是为库兰所在系开设的《媒体研究》课程提供一本有独特学术价值的参考读物。库兰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谈及本书的出书动机："当时，大多数的媒体研究专著都是美国的，书中讲的也多是美国媒体的情况。这些书大多以相当狭窄的社会科学视角（当时的主流方法是基于"媒介效果"的媒介理论），以及想当然的"自由主义多元论"作为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作为本书作者，则希望在欧洲主流批判学派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英国自己的媒体研究体系。这种体系不是美国公共生活版的，而是学术领域更宽泛的一种尝试。我们希望能同本国的同行一起，创建一种完全不同的、有别于"舶来品"的"传播学研究"体系及方法。"
库兰认为，媒体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不同社会群体彼此联系的纽带和就社会问题进行沟通的桥梁，他希望"建造一个更好的媒体系统——一个集权利与对人民的责任于一身的系统"。他对于西方社会的媒体状况，尤其是自由市场体系下的媒体状况不能认同，认为其"有权无责"。在他看来，作为"第四权利"，媒体影响巨大，但可能被少数机构、政党乃至个人所操纵，成为其呈现权利的私器，"拥有这些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权利，一种没有责任的权利——就像自古以来那些好色的花花公子们拥有的特权一样"。
库兰将自由主义媒体理论家所描述的在在自由市场体系下媒体的民主走向称为是一种"政治神话"。他将自由主义的核心媒体理论归纳为：自由市场中的出版自由，保证媒体能够反映社会中广泛的观点和利益。自由市场可以使媒体成为有代表性的公共机构。媒体是"第四种势力"，具有宪法所赋予的、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功能。报业自由是出版商代表整个社会所执行的一种财产权。消费者最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社会需要和市场机制的功能之间并没有冲突。应该为媒体创造竞争最大化的媒体生存环境，由消费者对媒体行使最高的决定权。市场能够赋予消费者力量，并进而培养自由、提高效率。充分竞争环境中的消费者是媒体的控制者，会淘汰不受欢迎的媒体观点。新科技的发展让解除媒体管制更为必要。世界的变化会加剧媒体的竞争。为了提高媒体的效率，解除媒体管制势在必行。对于媒体管制的政策会阻止媒体的投资，影响消费者对于媒体的选择空间等等。如上的自由主义媒体观点，一定程度上成了库兰要批驳的靶子，而他所构建的媒体史一定意义上也成了对自由主义媒体史的颠覆。
自由主义媒体论者将自由市场与法律解放视为是新闻自由的基础，认为19世纪中叶伴随市场势力对于报业的介入，尤其是广告对媒体作用的日趋强大，推进了新闻自由，"广告客户是新闻自由的助产士"，市场经济促使报业获取自由权。财务独立的报业日益将效忠的对象由政府、政党转变为市场、公众，也即是报业开始由"官方控制"向"大众控制"转变。库兰认为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报业史观需要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他认为，19世纪中期并没有出现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市场力量制造了新的报业审查系统，这一系统比以往的审查更实际，比传统的法律压制手段更有效。
库兰认为，传统报业史观考察的重点是主流的商业报纸，而对于激进报纸的发展不够重视。他在文中提到，18世纪后半期19世纪初期，确实有一部分商业报纸因为广告收入的增长，在政治上更加独立，但这并没有彻底实现商业报纸转型成为具有独立特性的"第四势力"的最终理想。事实上，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政治与商业媒体的关系比以往更为紧密，报纸一直都是政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分支机构。库兰将被自由主义媒体研究者忽略的激进报纸视为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很难获取广告主的青睐，但却可以通过广告以外的其他财政力量支持，摆脱国家控制，获得自身的独立地位。政府传统的审查制度未能限制住激进报纸的发展，其所采用的印花税、纸张税、广告税等经济手段虽然在短时期内发生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制约激进报纸的发展，库兰指出，当时这类报纸的在全国性报刊发行量上一度遥遥领先。他认为，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外，也得益于报纸工业经济的推动作用。当时创办一份激进报纸成本非常低，而成本的低廉，就为报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底层民众所掌控提供了可能。而且，这些报纸可以不依靠广告，单靠发行，就可以维持过半的支出。如上因素，保障激进报纸可以作为一股自由的力量，摆脱控制。"他们不必为了吸引广告而被迫调整激进主义立场或者迎合比较富有的读者群。相反，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对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采取更为相应的立场，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依赖于读者而不是广告商"。
英国议会反对"知识税"，废除"报业税"的变革动机被自由主义传媒学者解释为是为了追求新闻自由。库兰却认为，这一改革具有"丑恶的一面"。传统的报业税未能限制住激进报纸的发展，反而因为对于报业竞争的限制，打压了商业报纸的发展。知识税废除的初衷，是希望强化商业报纸的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将传播的话语权进一步集中于所谓"品德端正、地位尊贵、拥有资产"的有产阶层，从而依托市场力量，将报业打造成为稳定社会的控制工具。库兰认为，政府对于激进报纸的法律上的打压与取消报业税所带来的市场压力动机是一致的："使报业遵循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后一种手段'比国家直接控制更有效、更可取'。
英国的激进报纸在"知识税"废除以后逐渐萧条。多数观点认为这与民意环境的转变有关，库兰认为，实际上，报业与民意是缺乏紧密联系的，"这种用"时代精神"所作的说明并不能充分解释激进报业衰败的原因"。在库兰看来，报业税的废除在导致报纸价格下降、销量上升的同时，也刺激了印刷技术的变革，从而引发印刷设备的更新，并造成报纸行业固定成本的增长，运营成本也被迫增加，经营报纸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从而抬高了行业的进入门槛。库兰由此得出结论："自由的市场运作方式，提高了拥有报纸所有权的成本，大大超过了工人阶级可以承受的水平"。
废除"知识税"促成了英国报业高度的资本化，从而限制了激进报纸的创办，同时，对原有具相当影响的激进报纸的也生存形态也构成巨大影响。库兰指出，广告税废除以后，报纸对于广告的依附关系越来越明显，多数报纸由于售价很低，必须依托广告收入才能盈利乃至生存。而广告主政治上的倾向性对其广告投放决策构成影响，报纸受众的商业属性被日益放大，"一份报纸被定位成穷人看的报，它就很难再吸引到广告了".广告主广告投放的倾向性对激进报纸影响巨大。库兰指出，激进报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生存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转向高层市场，抛弃被认为较少市场价值的工人阶层；或者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报纸，不理睬广告主的冷遇，尽量减少亏损，并通过对于捐助的争取，艰难度日。库兰认为，报业的工业化对于英国的报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知识税废除之后，激进报纸遭受彻底失败。激进报纸的影响力在广度和强度上日渐衰落。大量通俗报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由劳动阶层转变为富有商人。社会主流的商业报纸强调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政权的正面认同并推动帝国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日益成为报业的主流意识形态。
报业大亨对报业的控制一般被视为是对于报纸作为"第四势力"的破坏，库兰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报业大亨使商业报纸脱离政党控制，继而摆脱政府控制。报业大亨的出现是报业市场化的自然结果.,也即是集团所有权、市场不断扩张、少数媒体主控市场。库兰认为，报业大亨对报纸的控制和自由化市场的情形差别并不大，自由化市场时代，编辑至上的法则也并不普遍存在。由于广告的巨幅增长，全国性的报纸有可能摆脱对于政党的依赖，走出政党的庇护，自主经营。"曾经在19世纪中叶就被早早宣布的报纸作为"第四势力"的理想，在报业大亨的努力下，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库兰认为，报业大亨不仅仅作为压力集团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还通过操纵报纸有选择的反映世界，以此引导和加强读者的有倾向性的观念，从而对社会施加影响。报业大亨控制报业未必就妨碍民主的推进。库兰认为，伴随着工人阶层生活水准的改善，这一阶层所具有的广告价值也开始受到重视。一些原本倾向保守的报纸因应这一变化，转变报纸价值取向，趋向于为民众代言，并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
二战时期，为了战争的需要，英国政府对媒体施加了严格的管控，并实行新闻用纸配给制。但管制反而有助于激进报刊的发展。库兰指出，二战时期，二战时期原本制约激进报纸发展的经济压力大为减轻。版面的减少，减弱了报纸对于广告的依赖程度，激进媒体的独立性反而受到保护。库兰由此得出结论："政府干预带来的结果与其说是压迫和限制，不如说是自由和解放"。
库兰认为二战以后的报业并没有因为"市场民主化"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党派的倾向性和集权控制日益加强，报业所有权趋于集中，同时新闻职业本身待遇的提升与就业压力的共同作用，从业人员原本因秉持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化因素造成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激进报纸的生存再度陷入窘境。经济权利转化为意识形态权利，广告商通过非人际化的过程，对报纸编辑内容施加影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了报业中广告投放的不平等。反过来，这种不平等又影响到报纸的内容和目标读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库兰在本书中对相关报业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专章评析。他将其称为"陈腐的遗产"，认为这些形成于维多利亚中期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认为，在自由市场看似公开竞争的表面下，资本仍然拥有特权地位，因而所谓"市场民主的发展使得报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机构"的观点难以成立。而自由主义理论将报业视为政府与公众之间主要调解者和仲裁者以及报业是信息中介的概念也值得商榷。即使是自由主义重要的将报业视为独立的"监督者" 的理念，也已过时。
库兰还对新媒体发展历程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演进进行了梳理。库兰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人类智慧和政府扶持的产物，还蕴含着创造者们的价值观。但他不完全同意关于早期互联网反映了作为设计者的美国科学家和推动者们构成的草根活动家们所热爱的自由的价值观，以及关于对于自由的追求得到自由市场的保障，从而使互联网成为推动人类思想进步巨大动力这一通常的对于网络发展深层含义的解读。他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没有意识到网络自由与市场控制的核心冲突"。库兰将互联网视为是美国军方需求、学院派理论、反主流文化、公共价值观与市场价值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处于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军方需要建立非中心、多样性的、能够具备超强生存能力、避免毁灭性打击的网络联络系统。这一需求与科学家对于学术独立性、自由性的追求相契合，"军方的目标与科学研究的目标之间高度一致"，也即是说，早期的网络的研发在满足军方要求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美国科学家们的价值观，譬如对于信息共享与公开理念的强调，库兰认为"互联网的建设者们希望通过网络促进科学的进步，而不是通过独占所有权来赚钱。这种科学也鼓励互动与讨论。这也直接影响了早期互联网的使用方式"。早期网络操作的艰涩、专业术语的充斥实际上也体现了学院派价值观下意识的排他性。80年代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被库兰视为是对早期互联网产生影响的第三种文化因素。库兰认为，80年代在现实空间反主流文化的受到挫败的人们将虚拟的网络世界当成了释放激情、宣泄失望情绪的替代物。这种文化为网络拓展了新的用途：组织政治活动、虚拟社区交流以及亚文化的沟通平台。网络中所蕴含的对于自由、公开与互动效果的追求也体现了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民主政治的关键就是对于信息的知晓权。现在，我们有机会把信息传到每一个人，这在以前从来未曾有过"。传统的公共服务主义是影响网络生态的第四种文化。库兰认为，万维网是欧洲公共服务传统的产物，其核心基调既是对于公众享受公共福利与顺畅交流的强调，网络应该成为"信息共享的全球化媒体"。"学院派理论、反主流文化和公共价值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分散的、无拘无束的公共空间"。
尼葛洛庞帝等网络世界的精神领袖曾将网络描述成为"数字化民主世界的中心环节"，认为网络时代将使人们进入到一个垄断让位给选择、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传者与受者之间差别逐渐消失的"第二媒体时代"，但库兰对于网络的发展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他更倾向于认为日益膨胀的市场力量可能会成为网络解放的限制性因素。库兰认为"商业化的加速力量，开始以一种预想不到的形式改变互联网。为了科学进步而开放信息的观念，曾经对网络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在，为了追求利润，这个原则开始被强制性的知识产权制度所取代"。库兰总结了互联网日趋商业化的若干特征：网路广告日益膨胀、一些专业的传播惯例，如在传播内容与广告之间保持明显识别特征等做法被削弱，广告与公共信息趋于混同，商业化的倾向性开始左右、操控人们对于信息的自由选择。与此同时，网络的控制性越来越明显。沟通的私密性与自由曾经是早期网络的特征，但伴随网络的商业化，网络监控已经无所不在，"互联网不再是一个隐身的天堂，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房……互联网再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了"。库兰认为，媒体巨头们已经成功侵入网络空间，强制性的技术控制力量也开始影响互联网，但抵制新的市场秩序、维护网络自由的力量依旧存在，并且对于网络所遭受的商业侵蚀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库兰将反制市场化的力量归纳为两个类别，其一，来自于计算机宪章主义者的有意识抵抗。他将计算机宪章主义者的信念归纳为如下原则：信息应该免费；应该通过创造性的成果而不是职位和文凭来获得尊敬；永远不相信权威；电脑拥有改良世界的力量。他认为诬陷为充满破坏性与危险性的黑客秉承的实际上就是计算机宪章主义的理念，他将黑客的传统概括为"快乐与服务他人的结合体，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生下的混血儿"，认为他们对于网络商业秩序的颠覆是出于为社会谋福利的动机。与此同时，网络商业化也受到消费者的消极抵抗。早期网络所谓开拓者所倡导的免费消费模式以及计算机宪章运动对于网络商业取向的有意识抵抗，鼓励了消费者对于网络收费的抵制。总体而言，市场接管网络的步伐在多种反制力量的作用下被延缓，网络的商业化并没有完全成功，网络经济也还不够稳定。库兰将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商业化的互联网称作是"被争夺的空间"，认为非市场体制与市场体制所以代表的不同力量、不同运作模式在相互作用、彼此争夺，呈现出若干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新型的商业体制铺盖了早期作为亚文化舞台与草根意见媒介的网络形式，少数派意见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网络中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去集中化"的力量，对市场化的控制构成反制。
库兰以专章就网络的社会影响力展开探讨。他认为流行的观点对于网络的作用有所夸大，譬如网络能够促使全球达成共识、摆脱地域限制、促进社会解放与政治解放，可以为现实世界的一系列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等等说法，均难以被媒体现实验证。他将这类观点描述为"网络决定论"。库兰认为，现实世界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也会在网络世界的建构中有所反映。网络所构造的虚拟世界一定意义上只是真实世界结构和程序的延伸，而不是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技术至上的空间。库兰也认可网络为大众传播模式带来变革。他承认互联网使得不同的观点获取了向大众传播的更多的机会，承认网络世界的审查制度较容易避躲。但同时强调，网络世界中弱势观点的传达依旧存在严重的障碍，另类声音与主流观念在传达上机会并不均等。库兰还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合集体组织形式的表达方式，而互联网全球性、互动性的特性，也促使其成为重要的民主化工具，"作为一个全球化传播的关键工具，可以保护普通大众的民主权利"。
库兰对于新的媒体技术带给媒体的变局持谨慎观望的态度。他承认上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变化的节奏开始加快，但同时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并没有改变社会或者是对媒体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认为有线电视、数字电视都未能改变英国的媒介格局，而被寄予厚望的手机媒体可能成为"第三缕虚假的阳光"。新的媒体技术带给媒体只是进化，而非革命性的改变。新的媒体技术虽然降低了若干媒体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催生了一批新的媒体机构，但媒体行业总的垄断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而被进一步强化。库兰认为，很多强势的媒体公司在新的媒体领域继续延续了其强势地位，"削弱媒体多样性的潜在动力并没有消失，实际上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从总体上讲，库兰的传媒思想传统与学术脉络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英国学派"，其中包含激进主义的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同时也具备若干与自由主义媒体观念相包容之所在。或者也可以说，库兰试图修正传统激进主义的武断性、机械性的观念，吸纳自由主义的多元性元素，"既坚持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同时又满足多样性的市场需要"，另行开辟出一条媒体实践的第三条道路。
库兰早期的媒体研究大体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在其1977年与人合编的《大众媒介与社会》中，库兰强调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抵制美国自由主义传媒理论在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他的这本编著体现着自由主义媒体观念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激进主义媒体理论之间的对立态势。以其为重要代表的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取舍中展开研究，并取得学术上普遍的关注。但80年代以来媒介生态的种种变故，促使库兰的传播思想发生调整，他称激进主义媒体研究出现了"中年危机"，他本人 "从坚定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做了退却"，或者也可以说是另辟蹊径，致力于开拓一条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激进主义的，试图将原本对立的两种观念加以包容的、多元的新的传播理论模式。这一尝试在其所建立的民主化媒体系统运作模式中得以集中体现。
库兰的民主化媒体系统运作模式最早刊载于他与人合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文集，题为《对媒体与民主的再思考》，在该书第三版的注释中，库兰称对这篇被修改过三次的文章的修订是"让一辆用了十年的旧车通过车辆年检"，类似的内容又在他重要的著述《媒体与权力》中出现，题目改为《媒体与民主：第三条道路》。
受制于政府的媒体无法捍卫民主机制，受制于市场的媒体同样难以确保民主的顺畅。库兰试图构造一个保障民主顺畅运行的媒体机制。他希望这一模式除了承继自由主义的传统目标——"看门狗"式的监督、信息、争论和代言之外，还能够促进冲突和差异的表述并帮助实现社会的和解。库兰认为，民主的媒体系统应该为各种不同的群体有效表述自己的意见提供空间。按照他所描述的理想状态，特权结构之外的群体同样应该拥有媒体资源，从而为媒体表述提供区别于精英阶层的叙事视角，并为探索其自身群体利益提供保障。他认为，建之于经济权力基础之上的媒体系统难以确保民主政治体制，精英阶层掌控的媒体系统也难以确保对其他群体利益的真实表达。因而，对于自由主义所依托的民主目标的单一机制必须进行修正，"不同的媒体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相应地需要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类型的新闻报道"。库兰主张建立多元化的媒体模式，他在综合欧洲各国媒体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他所谓的民主化媒体系统运作模式：
民主化媒体系统运作模式
这一媒体模式以公共服务型电视为核心区域，以社会性市场媒体领域、公民媒体领域、专业性媒体领域及私营媒体领域为周边媒体区域。核心媒体区域聚合不同个人与群体。周边媒体区域滋养核心媒体区域，旨在促进少数派意见和异见的表达，同时确保为多数人所喜爱的内容不被排除在外。
库兰将公民媒体区域界定为"公民社会中积极从事各种社会运动的组织。"该领域又被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由党派报纸及社会运动网站等具有浓厚宣传色彩的媒体所组成。其目的在于实现以党派视角所确立的传播目标。第二层面由亚文化媒体所组成，目的在于提升社会凝聚力，获取共同身份认同。第三层面由组织内媒体所组成。目标在于强化集体性身份认同。库兰认为公民媒体已经陷入困境之中，需要加以复兴。
库兰强调媒体多元性与所有制多样性的重要性，社会性市场领域即为此目的而设定，这一领域由在市场内运作的、国家政府部门支持的"小众"媒体所组成。社会性市场取向媒体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为了防止垄断性媒体机构对媒体市场的宰制，确保新的成员不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从而为媒体生产者提供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社会性市场取向的目标还包括促进更多的新兴的媒体机构的建立，维持小众媒体的运作。
库兰的媒体模式大多以现实中存在的媒体构造为模版，而"专业性媒体领域"构想的成分更多些，与现实中的媒体机构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但是其理念还是衍生于"去政治化的、处于巅峰期的英国公共服务性电视模式"。按照库兰的构想，专业性媒体领域由"小众化"的电视和广播频道组成，并有公共基金的资助，从业人员则以"追求真理"为原则，具备新闻专业主义职业意识与极强的独立性，不被各种权利所规制，不管是来自市场还是政治，从而具有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
"私营媒体领域"是库兰媒体模式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板块的目的在于提高媒体的多元性，并对大众的乐趣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一板块一方面受制于公共法律，同时也受制于公共服务型的管理机构。但"它所受到的其他类型的规制应当被降到最小限度"。
库兰这一模式的最重要板块是他所谓的"核心媒体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人们聚合在一起，就如何管理社会展开相互讨论"。库兰认为，这一媒体领域的最佳组织形式应该是相互竞争的公共服务机构。这一机构应该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应该充分反映社会的多元性。
库兰将他所谓的民主化的媒体化系统所需的必要条件概括为："它应当把更多的权利赋予公众，使得他们能够探索自身的利益所在；它应当支持区域性的群体身份认同，促进各个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转，以此来更加充分地代表群体利益；它应当保持对政府和权利中心的监督和审查；它也应当保护和补救那些弱势的和缺乏组织的利益群体；它还应当创造各种条件，公开讨论各种差异和分歧，并且在此基础上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识或和解"。库兰认为他所构想的模式根植于欧洲"第三条道路"的传统理念，既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派生而来，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化回应。这一库兰所谓的"最优化的媒体系统"实际是也是库兰所开拓的希望能够免除市场制约与政府管制弊端的"第三条道路"。
主要参考文献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竹林七贤"的传播术
孙永超
一、"九品中正"与文人价值符号体系
文人是文化符码的传承者，其本身价值之社会化亦需符码化方可体现。换而言之，文人的生存空间一定意义上依托于其在通行的、被一定群体至少是同侪所认可的符码体系中所拥有的符号性的地位。
魏晋之九品中正、隋唐肇始的科举制、当世之职称制，其实质一定意义上即体现为文人权利的符码化。所不同之处在于，当世之职称制与古代盛世之科举制，强势权力机构构成这一文人价值符号体系的编码者，或云规则的制定者，权利机构经由对强势资源分配权力的控制（体现为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的国家资源），将文人符号体系经济化、利益化、权力化。作为个体的文人必须经由对这一符号体系的归属，譬如考取科举、职称评定，也即是个人的体制化后，取得利益的保障。
通常情形，官方认定、推行之文人符号化体系之巨大权利，足以令天下文人敬畏、归心，躬逢天平盛世的文人，自身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强势的权力机构制定了社会的游戏规则，文人大多只有遵从的份，成为体制话语的传声筒。胆敢对其挑战的体制外力量，要么悄然湮灭，要么无情粉碎。
然而当天下处于"失权柄"、"乱伦常"的所谓乱世，譬如魏晋，情形则大有不同。魏晋之九品中正，文人考评价值体系的国家化色彩大为削弱。随着连年战乱，支持文人价值评价体系的实际利益也为大为削弱，融入国家认可的文人价值符号体系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文人考评的价值符号体系呈现出动态化、多元化、属地化的变化趋势。
动态化
所谓"乱伦常"，意味着社会既定体系的崩溃以及权威感、神圣感的丧失。成王败寇成为社会的常态，人生的无常成为文人感喟的主题。不必也难以寻得足以安心的价值符号体系。
多元化
就本性而言，多数文人其实是喜欢秩序与规则的，只是这种规则与秩序是自身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适应，或者说，文人更希望成为秩序的立法者，或者说至少是参与者。当大一统的价值符号不再存在，或者西人所谓"上帝已死"之后，文人的价值认定呈现多元化，乃至自身成为价值评判的立法者。
属地化
魏晋文人的被认可及其相关联的权利，更大程度上依托于其所生活的群体，也即是属地化的"品"的认定，并由此向外辐射，形成传播影响，求得各级别"中正官"乃至最高权力部门的知晓、认可。
二、"竹林七贤"的价值传播体系
魏晋盛产枭雄，也盛产名士。成为枭雄，其实还是有很多限定的，譬如政治上的资本，潦倒如刘豫州，也还是有着皇家的血统可以依托。而且，还得嗜血。受得了"斩载无孓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南头，马后载妇女"一类的恐怖。然而，成为名士，却要简单得多。《世说新语》引述王孝伯所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没有国家价值体系的认定，那么就由同侪乃至自己的认定。魏晋贵族、士族养成清谈习惯，手执塵尾，语涉玄机，谓之玄学。肇始于何晏、王弼，继之于竹林七贤，清谈或则相关玄远的哲理，或则臧否人物。"在清谈时，手执塵尾的人往往是辩论者双方的领袖，是名士中的大名士"。
在没有大众传播的年代，魏晋的文人们充分施展、开掘着传播的威力。他们设定自身的传播议题、聚拢着特定的传播受众，实施着特定的传播技巧。他们陶醉于彼此语言的机敏，笑傲山林，在清谈中沉醉。若干未曾位居高堂的文人，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譬如竹林七贤，在当代既已为万众推崇，更成为后世文人的千古偶像。本文试图以传播视角考察竹林七贤。
1、桀骜不驯的挑战性传播
嵇康据称是位美男子，《晋书》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世说新语》更形容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而且又特别聪明"有奇才，远迈不群"" 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大约很早就成了名，否则，以他不太显赫的门第，外加早孤的背景，如何能够娶了曹丞相的孙女，成为曹魏的皇亲。
和皇室结亲，原本是可以让文人显赫的。然而，当朝代更替，这却也会成为负担。史书中未曾涉及嵇康后来的遭际是否和其与曹魏的姻亲关系有关，然而，就其言行而言，嵇康对司马氏的敌对是明显的。譬如他完完全全不理睬当朝权臣钟会的讨好：
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也算得上是风雅之士，只是气量有些小。遭到冷遇，便寻机报复，向晋帝进谗言，形容嵇康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直接导致嵇康后来的被害。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更是淋漓尽致地宣泄着他对于为官的不屑并洋洋洒洒列出七不堪，二甚不可，艰拒出仕：
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
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竹林七贤中显达的山涛，与其绝交。然而，却激怒了皇帝。被当成是导致嵇康被害的直接原因。皇帝是如何听闻有这样一封措辞不恭信件的？就嵇康与山涛的交情而言，山涛不至于为着言辞上的不敬，就出卖朋友。事实上，嵇康临刑前曾语其子嵇绍""巨源在，汝不孤矣。"，还是把山涛当朋友的。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保举并力劝嵇康之子嵇绍为官，嵇绍也接受了，并成为晋的名臣。
看起来，这封绝交信，不止是针对山涛一人，更是写给天下名士、当朝权臣，乃至皇帝。与其说嵇康是要与老友绝交，不如说是要与篡魏之司马氏绝交。
先是蔑视朝中重臣，而今又不屑当朝为官。嵇康传播给权利当局的信息是清晰的：我讨厌你们、鄙夷你们。
嵇康太有名望，太又才学，也太不合作。钟会劝告晋文帝"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司马氏自然要起杀心。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嵇康的死，轰列凄美，甚至死亡本身在都昭告着他对于权力者的不屑。
2、不论人过的避躲性传播
文人成为斗士，是需要胆量的。文人之长，在于智慧，而不在博命。文人惜命，自古如此，而这其实也是文人的智慧。知其不可为，也便不为。然而，这也还是有代价的，那便是痛苦。
阮籍的文名不输嵇康。而其对于老庄的悟性，似更胜于嵇康。譬如他纵酒、通达，但绝不臧否人物，对于政治尽可能避躲。史书中说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嵇康形容他的这位朋友"阮嗣宗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而"
阮籍的行为是特立独行的，《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三与简傲二十四栖逸第十八相关描述颇多：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
阮籍的不经，在当时也曾为人诟病。嵇康所谓"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不过，指责他的人在当时是悖时的。儒家之所谓立法，在战乱频仍之时，苍白而且乏力。看起来似乎是不受待见的。行为放诞，反倒更受到推崇。晋书说他"负才放诞，""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阮籍的狂放，止于戏谑、调侃、弃除儒教业已崩溃的价值观，他的作为，甚至是为皇族所默许的。嵇康说他"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关于阮籍丧母的表现，在当时似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但皇族明显在袒护阮籍：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仰仗名望，阮籍甚而还可以在皇族面前狂傲：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第二十四
然而，对于政治，他则是敬而远之，轻易不趟政治的污泥浊水。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文学第四
通常的做法就是装醉，晋文帝欲与其缔结姻亲，阮籍不敢直接回绝，索性一醉六十天，这事也便作罢。然而也有回绝不了的，比如上例。那就硬着头皮对付，依着阮籍的才学，让人服帖似乎不难。
阮籍除了规避政治，还规避对于当朝人物的评点。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德行第一
生逢乱世，保佑声名同时又保佑良知与性命，是需要生存智慧的。阮籍处理的似乎很为妥帖。然而，却也似乎十分痛苦。《咏怀诗》八十二首，虽则很隐晦，但却写满了苦闷与忧伤：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3、择木而栖的选择性传播
嵇康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的名声不算太好。不过，《晋书》对山涛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说他"以盛德居位"。就其其后对于嵇康家人的客户来看，山涛即使算不得是道德君子，至少也还是磊落之人。
山涛无诗文存世，即便在当时，他似乎也不是以才学见长。尤其与嵇康、阮籍的才学相差甚远，这一点，他的夫人都看得出来：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贤媛第十九
山涛算不得一流文人，但绝对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见识让嵇康、阮籍等友人信服，也被其日后的仕途所证明。山涛的与嵇康等为友，共聚竹林，大约也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在曹魏已没落，而政治格局尚未明朗之前，他所需要的是等待，也是名声的积聚。而当司马氏大局已定，他的出山机会也便到了。
我们把山涛的政治智慧以选择性传播做概括。其一，介入流行的文化符号体系，取得身份认同，以此累积政治资本。其二，选择合宜的政治力量， 深度介入，并成为中间，以己之见识，影响、改造时局。与嵇康等人的同流，山涛得以名列名士之列。山涛的做派也有着名士的印痕，譬如喝酒，而且酒量很大，但他之于却是有着相当的自控，譬如不超过一定的界限。
山涛对事与人的见识在当朝是被一致肯定的：
晋宣武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 识鉴第七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赏誉第八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政事第三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不学孙、吴，不读老、庄，却"与其旨和"、"与其理会"这便是山涛政治上的悟性与智慧。至于其"举无失才"则足见其所谓"以我度为胜"并非虚言。
4、醉生梦死的无为性传播
刘伶成为大名士的先天条件似乎不太好。
首先，他长的丑。《晋书》说他"身长六尺，容貌甚陋"，《世说新语》的描述更详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第十四 。"
而且也不太有钱，虽则他自己是"不以家产有无介意"的。（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仕途上也不太显眼："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 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就传世的《酒德颂》来看，文采还是不错的，但他又"未尝厝意文翰"，（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对于舞文弄墨这类雕虫小技，似乎不以为意。
他甚至对那个时代崇尚的清谈情趣也不大，"澹默少言，不妄交游"，朋友可能并不多。
但他对老庄兴趣很浓，而且悟性也不错，"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嵇康等成了至交，"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刘伶的成为名士，似乎非着意为之，这是他与山涛、王戎相区别之处。山涛对于阮籍、嵇康是倾慕，王戎是巴结，而刘伶与其则是完全兴趣相投。
刘伶的才学与声名远较嵇康、阮籍为逊。他似乎也未必着意于声名，除了早年建议当局实施"无为之化"，也未见其有何济世的抱负。由是之故，刘伶的放浪中多了几分超脱，也可说是看透人生后的空无，《世说新语》所谓"土木形骸"，几乎就等于说他是"行尸走肉"，不似嵇康愤怒，也少了阮籍的幽怨。
在竹林七贤中，刘伶似乎是最能体现老庄无为精髓的一位，除了嗜酒，他似乎也别无所求，《晋书》对他的描述颇为传神：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世说新语》中也有他与老婆掏酒斗智的趣事：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任诞第二十三
而其酒后的言行，则更是令时人惊诧：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第二十三
刘伶的好酒，不似阮籍的出于生存计谋（以酒为借口，摆脱政治纠缠），也不似嵇康的微言大义（借酒消愁，传达不满），更是出于对于红尘的参破，也或者说，酒中的世界才是令他愉悦的世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瓮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正应了老庄所为无为之为，刘伶不以声名为意，不以生命为意："死便埋我"，活一天，算一天，喝死了，挖个坑埋了就是了，不必太在意，然而他的寿命并不短，《晋书》称其"竟以寿终"。
5、心口不一的分离性传播
向秀"清悟有远识"，（《晋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而且成名似乎也很早，"少为山涛所知"，他和嵇康的关系相当好，"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然而，大约也正是这声名，后来成了他的拖累。
嵇康死后，向秀被逼出仕。晋文帝的话语带讥讽："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你不是以归隐为志么？怎么出来当官了？和嵇康一起死难的吕安，也是向秀的挚友，《晋书》称向秀曾"共吕安灌园于山阳"。一起归隐的挚友的不合作已经找来杀身之祸。向秀还能有什么选择呢？不就是出来当官么？如此境况下的向秀，首先面对的便是生存问题，即使要以贬损自己的信念为代价："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
文王与向秀的对话，几乎就是一场老虎与其猎物的戏耍游戏，向秀的言语明显是违心之词，他的痛苦，史书中未曾描述，唯存留了当权者的快意："王大咨嗟"。
向秀的《思旧赋》为他当时的性情做了很好的注解：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在赴京就任之前，他在故友旧居前徘徊良久，"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逝者从容赴死，活着的人只能残喘而活，奈何？
向秀无心为官，却身不由己，不过，让他为权利当局肝脑涂地却也很难，史书说他"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
就人际交往传播而言，出仕后的向秀，似乎在以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传播场。在官场上，向秀似乎就是在混日子，说些心口不一，譬如他对文王的对答，一直到死。而在自我的私人空间，他深深怀念着过往的无所顾忌，并经由对庄子的诠释，阐发着其对于生命的感悟：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文学第四
6、惟利是务的功利性传播
王戎生于今世，大约是会成为一位商业枭雄的。
商业枭雄需具备过人的胆识、对钱财的无魇的欲求、以及行事的前瞻与功利，王戎的言行在在彰显着如上元素。
"戎幼而颖悟"，这人很小就识见不凡：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第六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他很早就受到名士们的赏识：
裴楷评价小时的王戎："戎眼灿灿，如岩下电。"
阮籍原本与其父为友，却成了他的同党：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晋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他健谈，而且有见地："善发谈端，赏其要会"，当时的大名士王济评价他"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王戎的见识使得他得以为名士团体所接纳，成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轻的一位。然而，王戎的志趣似乎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名士，他贪吝、爱财、功利、狡诈，人生凡庸的诸多属性在他的身上被充分放大，被称为是竹林七贤中最俗气的一位：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排调第二十五
阮籍说他是"俗物"，然而却似乎并不讨厌他：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嵇康与阮籍都喜欢和王戎饮酒，王戎晚年曾生发感慨：
吾昔与嵇叔夜（嵇康）、阮嗣宗（阮籍）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类》
王戎有见识，只是他把这种见识功利化、世俗化。这也便使得他的朋友们在接纳他的同时，也会对其加以调侃。如果按名士的通用标准来衡量，王戎的确是另类了些。不过，倘若从商业的、功利的视角来评析，王戎的所为也便毫不为怪了。
他似乎是将官场当成生意来做的：
"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
这个官场的糨糊桶，不有意害人，却也不会太多估计道义之类：
他所举荐的官员，皆为门阀望族，他在意似乎不是为国家举荐人才，而是为自己积累人脉。
他本为太子太傅，太子被废和他没有关系，但他似乎也没有着意维护太子的利益，《晋书》说他 "竟无一言匡谏"。
他对于政坛潜力股及早投资，"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
偶有失言，他也能够蒙混过关："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王戎同时代的名士大多避躲官场这一是非之地，王戎不仅走进官场，位居高位，还能够在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不仅保全性命，还能继续闻达。
说王戎喜欢为官，似乎也不是，他其实是不缺乏感受生活的雅趣的：
"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
以商业传播的视角评析王戎的所为，他的为官生涯是其实是可圈可点的成功的。
王戎爱财而吝啬。
《世说新语》似乎是把王戎当成了吝啬的典型了，俭啬类一共九篇，四篇是关于他的：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疏更责之。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书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灯下数钱是他的嗜好，女儿欠钱让他不悦、送外甥一件单衣要讨回来、在好李上钻洞，让别人培植不成……
他的爱财，也的确助他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大富翁：
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
不损人，但一定要利己。这是商业的道德，也是商业传播的目的之一。以此观之，王戎原本就是那个年代的成功企业家。
7、放浪形骸的嘲讽性传播
关于阮咸的史料是竹林七贤中最少的。阮咸的声名不及嵇康、阮籍，权利当局犯不上一定要阮咸为官，给所谓的太平盛世撑门面，而这也让阮咸少却了嵇康们因政治而生的苦恼。阮咸对为官的态度似乎也很是随意，给个官，换些酒钱，他似乎也不排斥，倘若被拒，他也不会太在意。
阮咸放达、好酒，更多的更是豁达、率性。他的社交圈子和权贵们关联度不及嵇康、阮籍们盘根错节，不会轻易因言获罪，他的言行也没有必要有太多的顾忌，尽可以放肆的调侃、率意的放纵。在阮咸所处的传播场中，他完全可以对接受对象的观感无所顾忌，甚而，让接受对象惊诧，对于传播者而言，颠覆性的传播行为不仅可以让传播信息更为强势，也可以让传播者本身更为快意。
关于阮咸的记载，多在《世说新语》任诞类中。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第二十三
阮咸调侃阮氏的富有同宗，竹竿高挑起自家的破裤头，应对富家炫耀的绫罗绸缎。你开你的宝马，我起我的毛驴，说服谁呀？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一群狂徒头伸入大酒缸中狂饮，已经够放浪的了，又招来头猪凑热闹，索性就人猪共饮。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
私幸姑母家的鲜卑奴婢，胆子够大。在服丧的时候，穿着丧服，骑着客人的毛驴把被姑母带走的女婢追回来，真正是惊世骇俗。
附注：魏晋士人善辩论，尚清谈。以现在的话语体系言之，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重视舆情与传播的时代。"竹林七贤"是魏晋士人的典范，乃至图腾，近年，南京曾发现南朝时代"竹林七贤"画像砖，足见其魅力。本文试以传播视角，细解"竹林七贤"之生存理念与生命智慧，疏漏之处尚多：其一，史料之充实尚待提升；其二，行文之规范尚待强化；其三，行文之语言尚需学术化。抛砖引玉之陋文，就教于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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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特征是流浪。如果除开这诊断的形而上的寓意，我的家族便足以作为它的恰切印证。我们是一个移民家族。
祖辈之所由来，在我仅止于几个抽象的字符：登州府海阳县。爱与恨、渴慕与愧疚，诸般情感早已从这代表古老原乡的符号中抽离，甚至于祖上移民的艰辛与奇幻的生涯，也已在时间的流动中被湮灭得仅存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我仅从父亲口中得知一个个不慎连贯的简单陈述：他们不甘于流窜军阀的欺凌，以武力与之对抗，而他们的自卫武装终于败在着军阀的强大的攻势下；他们从挫败的耻辱中站起，却因数次为土肥所拦截，彻底颓败，仅存下若干标有他们名号的商行遗弃在北中国的若干角落。其中最大的一处叫喇嘛苦莲，一个很有异域色彩的名字，实际上它也确实成了异域，在外蒙古。
到了父亲一代，这一家族已成了十足的贫民。新政权建立後，父亲成了这家族新一代的流浪者。一个人带着条破旧的被单，到千里外的异地求学。一九五二年，父亲从河北黄村林业技术学校毕业，成了我的家乡林西县第一批林业技术人员，在我们家族的移民史上，有添加了一次移居。几十年后，我们兄弟一代沿着与我们的上辈们相反的方向，开始了一次新的迁徙。一九八二年，我的三兄考入南开大学，该校研究生毕业后，到河北商业学院任教。三年后，我走的比我的三兄更远，一直到了在我们当地人看来颇具神奇色彩的上海滩，就读于富达大学中文系。
也许是过于夸大了我们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我总感觉我们一代人中的敏锐者应该具有某种不凡的品性，我们经历着一个历史的转型期，见闻着一个文明古国向现代化迈进的种种阵痛。在我们的生命敏感期，我们感受到的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历史。上海求学的这几年，历史在这个浓缩着近代中国沧桑的都市刻写着一个将令后人侧目的篇章。中国的改革大潮搅动了整个民族，种种症候也便因之而生：激进的、稳健的、观望的、僵化的、投机的……这些症候撞出一次次牵动全球的风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代人参与着这一历史的书写，并在着书写中成熟。
我们是在一场对文化的空前热潮中进入大学的。考研时，在读研究生动机的一览中，我有过类似的语句："我们是被文化选中的一代，不管社会如何演进，我们却不能被判这高贵女神对我们的钟情……"现在看来，着言辞未免有些矫情，然而在当时却是出自真诚的。大学四年，我打量购进有关文化的书籍，崇拜着轮番踏上文化舞台的所谓名人们，选修着一门们研究文化的课程。那时，不少时间消耗在对文化的析解上，成绩也还令人满意。是历次奖学金的获得者，在他人眼中，我是个勤学的学生。然而，随着阅历的加深，我终于发现，囫囵吞下的理论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肤浅，没有对生命与社会切肤的体察，所谓的文化只能是一种奢谈。
我们这批在特定历史时期开始研究生生涯的人，入校后，全部到基层锻炼一年。八九年九月到九零年二月，我在崇明东风农场参加场史编纂工作。原来，我们有者一种被贬抑的感觉，起初便不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农场的众生。然而，书斋中培养出的自负与高傲在鲜活的人生面前便显出了它的的苍白、虚幻。我们所面对的这批人，各自拥有着他们特异的人生。他们有其笔从戎的书生，一位经过抗美援朝战争血浴的交大毕业生。在她的壮年期，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发配到这僻远的角落。他们中更多的是曾经热血鼎沸过的知青，他们把美好的岁月，甚至于他们的爱恋着的情侣遗弃在遥远的地方，鏖集于此，等待回返他们出生的城市，很多人已到而立之年，尚无加室……人有着境遇、机会的差异，但生命在本质上却是平等的。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其他。我们这些以研究文化为己任自诩的人，也只有以对生命的起码理解与尊重为起点，才稍许具备了谈论文化的资格。农场的半年，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提供了反省自身的契机。随后在南汇检察院经济科的工作则是这一反省的继续，虽然不能说这反省有多么深刻，它毕竟开始了。
九零年九月，我重返复旦，正式师从陆仕清先生修读研究生学业。实际上，陆先生在学问上的指点在我们八九年考取研究生时即已开始。这以后不过是正规化而已。我不知道该以如何的文字来总结陆先生对我的影响，他带我们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一试身手的机会，他以他的人格与他丰富的阅历型塑着我们的生敏体验……我不能概括，也无法概括，因为这若干的体验尚在进行状态，并将长久地延续于我的生命行程之中。我只能表述的是，他是我的恩师。
研究生期间，表面上，我继续着大学期间对文化的兴趣。但我认为，此时，我对文化的理解具有的是不同以往的内涵。或许可以这样说，我此时对文化的理解是从人道的角度，以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佐为出发点，从而试图形成一种务实的而不是激进的，宽容的而不是偏颇的，平民的而不是贵族的文化观。此时阅读存在主义，深深触动我的是萨特等大师们的人道关怀，从前却是从孤独、绝望的字眼中推演出的清高、自负的认同。而从《查泰来的情人》中感受到的则是劳伦斯对超越枯索生命的真诚探究。从前，这本充满着睿智的小说却被当成了膨胀感官世界的宣言。
基本上，我认为，文学问题的探究应该置于一个宏观的文学框架之中。譬如文学理论的诸多流派，其百态纷呈的局面之主因可上溯到人类认识的根本分歧——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现代颇为流行的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理论，究其实质即是怀疑论理念的当代阐释。否则，固执于某一角度，便可能因这障目的一页，而生出若干盲点。而研讨西方文学，则当将横向的考察与纵向的探讨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结合中，贯穿进文学批评的理念原则。譬如。佛赖伊对长篇小说结构的分析便是对西方长篇小说演进的很有见地的解释。对于史的研究，要紧的是对一个规律性的总体框架的确立。确立後才是对于具体作品的详细剖解。复旦求学期间，有幸聆听多位先生这方面的见解，文学理论方面，先后有吴中杰、应必成、蒋孔阳、朱立元、陈鸣树诸先生指教，夏仲翼先生则为我们建立了西方文学演进的清晰的轨迹。我自身也度过若干文学理论及西方文学经典作品。虽然，就此我一时还不能提出太多独到的见解，然而我却很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条理化，我有信心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七年前踏足上海这片土地，我便被这远东都市的雄浑魅力所吸引，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卷入了一个纠缠自己多年的愿望——承继我祖上嗜好漂泊的品性，在这里开辟出一个新天新地。
附注：这是我二十六时写下的求职信。呈送的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那时叫上海大学文学院，谢谢导师陆教授，他将我推荐给了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吴欢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