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记忆：我的求职信

 

人们说，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特征是流浪。如果除开这诊断的形而上的寓意，我的家族便足以作为它的恰切印证。我们是一个移民家族。

祖辈之所由来，在我仅止于几个抽象的字符：登州府海阳县。爱与恨、渴慕与愧疚，诸般情感早已从这代表古老原乡的符号中抽离，甚至于祖上移民的艰辛与奇幻的生涯，也已在时间的流动中被湮灭得仅存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我仅从父亲口中得知一个个不慎连贯的简单陈述：他们不甘于流窜军阀的欺凌，以武力与之对抗，而他们的自卫武装终于败在着军阀的强大的攻势下；他们从挫败的耻辱中站起，却因数次为土肥所拦截，彻底颓败，仅存下若干标有他们名号的商行遗弃在北中国的若干角落。其中最大的一处叫喇嘛苦莲，一个很有异域色彩的名字，实际上它也确实成了异域，在外蒙古。

到了父亲一代，这一家族已成了十足的贫民。新政权建立後，父亲成了这家族新一代的流浪者。一个人带着条破旧的被单，到千里外的异地求学。一九五二年，父亲从河北黄村林业技术学校毕业，成了我的家乡林西县第一批林业技术人员，在我们家族的移民史上，有添加了一次移居。几十年后，我们兄弟一代沿着与我们的上辈们相反的方向，开始了一次新的迁徙。一九八二年，我的三兄考入南开大学，该校研究生毕业后，到河北商业学院任教。三年后，我走的比我的三兄更远，一直到了在我们当地人看来颇具神奇色彩的上海滩，就读于富达大学中文系。

也许是过于夸大了我们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我总感觉我们一代人中的敏锐者应该具有某种不凡的品性，我们经历着一个历史的转型期，见闻着一个文明古国向现代化迈进的种种阵痛。在我们的生命敏感期，我们感受到的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历史。上海求学的这几年，历史在这个浓缩着近代中国沧桑的都市刻写着一个将令后人侧目的篇章。中国的改革大潮搅动了整个民族，种种症候也便因之而生：激进的、稳健的、观望的、僵化的、投机的……这些症候撞出一次次牵动全球的风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代人参与着这一历史的书写，并在着书写中成熟。

我们是在一场对文化的空前热潮中进入大学的。考研时，在读研究生动机的一览中，我有过类似的语句："我们是被文化选中的一代，不管社会如何演进，我们却不能被判这高贵女神对我们的钟情……"现在看来，着言辞未免有些矫情，然而在当时却是出自真诚的。大学四年，我打量购进有关文化的书籍，崇拜着轮番踏上文化舞台的所谓名人们，选修着一门们研究文化的课程。那时，不少时间消耗在对文化的析解上，成绩也还令人满意。是历次奖学金的获得者，在他人眼中，我是个勤学的学生。然而，随着阅历的加深，我终于发现，囫囵吞下的理论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肤浅，没有对生命与社会切肤的体察，所谓的文化只能是一种奢谈。

我们这批在特定历史时期开始研究生生涯的人，入校后，全部到基层锻炼一年。八九年九月到九零年二月，我在崇明东风农场参加场史编纂工作。原来，我们有者一种被贬抑的感觉，起初便不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农场的众生。然而，书斋中培养出的自负与高傲在鲜活的人生面前便显出了它的的苍白、虚幻。我们所面对的这批人，各自拥有着他们特异的人生。他们有其笔从戎的书生，一位经过抗美援朝战争血浴的交大毕业生。在她的壮年期，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发配到这僻远的角落。他们中更多的是曾经热血鼎沸过的知青，他们把美好的岁月，甚至于他们的爱恋着的情侣遗弃在遥远的地方，鏖集于此，等待回返他们出生的城市，很多人已到而立之年，尚无加室……人有着境遇、机会的差异，但生命在本质上却是平等的。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其他。我们这些以研究文化为己任自诩的人，也只有以对生命的起码理解与尊重为起点，才稍许具备了谈论文化的资格。农场的半年，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提供了反省自身的契机。随后在南汇检察院经济科的工作则是这一反省的继续，虽然不能说这反省有多么深刻，它毕竟开始了。

九零年九月，我重返复旦，正式师从陆仕清先生修读研究生学业。实际上，陆先生在学问上的指点在我们八九年考取研究生时即已开始。这以后不过是正规化而已。我不知道该以如何的文字来总结陆先生对我的影响，他带我们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一试身手的机会，他以他的人格与他丰富的阅历型塑着我们的生敏体验……我不能概括，也无法概括，因为这若干的体验尚在进行状态，并将长久地延续于我的生命行程之中。我只能表述的是，他是我的恩师。

研究生期间，表面上，我继续着大学期间对文化的兴趣。但我认为，此时，我对文化的理解具有的是不同以往的内涵。或许可以这样说，我此时对文化的理解是从人道的角度，以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佐为出发点，从而试图形成一种务实的而不是激进的，宽容的而不是偏颇的，平民的而不是贵族的文化观。此时阅读存在主义，深深触动我的是萨特等大师们的人道关怀，从前却是从孤独、绝望的字眼中推演出的清高、自负的认同。而从《查泰来的情人》中感受到的则是劳伦斯对超越枯索生命的真诚探究。从前，这本充满着睿智的小说却被当成了膨胀感官世界的宣言。

基本上，我认为，文学问题的探究应该置于一个宏观的文学框架之中。譬如文学理论的诸多流派，其百态纷呈的局面之主因可上溯到人类认识的根本分歧——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现代颇为流行的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理论，究其实质即是怀疑论理念的当代阐释。否则，固执于某一角度，便可能因这障目的一页，而生出若干盲点。而研讨西方文学，则当将横向的考察与纵向的探讨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结合中，贯穿进文学批评的理念原则。譬如。佛赖伊对长篇小说结构的分析便是对西方长篇小说演进的很有见地的解释。对于史的研究，要紧的是对一个规律性的总体框架的确立。确立後才是对于具体作品的详细剖解。复旦求学期间，有幸聆听多位先生这方面的见解，文学理论方面，先后有吴中杰、应必成、蒋孔阳、朱立元、陈鸣树诸先生指教，夏仲翼先生则为我们建立了西方文学演进的清晰的轨迹。我自身也度过若干文学理论及西方文学经典作品。虽然，就此我一时还不能提出太多独到的见解，然而我却很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条理化，我有信心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七年前踏足上海这片土地，我便被这远东都市的雄浑魅力所吸引，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卷入了一个纠缠自己多年的愿望——承继我祖上嗜好漂泊的品性，在这里开辟出一个新天新地。

 

附注：这是我二十六时写下的求职信。呈送的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那时叫上海大学文学院，谢谢导师陆教授，他将我推荐给了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吴欢章教授。